「兩年前,也斯背起行囊走出學院,當個吟遊詩人向世界出發。去斯洛文尼亞的地下山洞喝烈酒聽無國界詩朗誦;在耶魯的女性之桌上品嚐「巴黎中國俱樂部的毛沙拉」看詩人伸出雙手扮天使的翅膀;到東京與來自各國的譯者展開一場尋找村上春樹的大冒險;五月在哈佛重新思索《萊茵河的新酒》的故事,又在芝加哥的晨光中吃印度來的苦瓜;後來再到尼斯的修道院裡過了一陣子苦行僧的生活……一路上的經歷,也斯都用相機和文字記錄下來,遊蕩詩人「on the road」的記事簿上,有虛構的有記憶的有卡爾維諾式的故事,一切一切都盡是詩情(私情)。於是,以小說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展示出來的是一種風貌;以散文的角度來看又是另一種風貌。就像書中提及到的el bulli的份子美食一樣:「鵪鶉、羊腦、螃蟹它都幻變出來了,只是未必以原來的形狀出現吧了!大音無聲。大象無形。當然艾布爾不是道家煉丹的丹爐,它是借重科學的精確,調弄色香味各種份子,為我們開發感官的新領域,重繪飲食的地圖。」啊,明白了!原來一開始詩人出走,為的其實是想做一次關於文學關於人生的實驗。」
——鄧烱桐:The notebook of a troubadour
我其實也不一定抗拒大時代的「大敘事」,只是覺得像老薛與不同色澤的女子、羅傑與愛美麗或阿素、史提芬與瑪利安……等等飲食男女的小故事,讓我讀出一份無以名狀的味道,一種甜不了一會兒便酸了澀了,甚或略帶辛麻、有血有肉的bitter-taste humor,這混雜的味道我在另一本小說裡嚐過:那是奈保爾(V.S.Naipaul)的一個短篇——One out of Many:一個來自孟買的廚子Santosh,跟隨主人流徙到華盛頓,希望尋找新生,卻一直是種唉大熔爐邊緣的局外人,他已有家室,可沒什麼學識,偏偏邂逅了一個比他高大得多的黑女子,殖民或移民的食物與愛情都好像跟與航海史一棣,總有說不清的怪異而混雜的味道,這樣的故事,像怨曲,像一首後現代抒情詩,像《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啼笑蒼生,總是無數邊緣小人物小故事的其中一個——One out of Many。
我對〈斯洛文尼亞故事〉這篇紀遊小說特別感與趣,不僅僅因為你在故事裡提到齊澤克(Slavoj Zizek)及其故鄉,而是因為此君很會說故事,很會從事物的另一角度提出教人深思的另一觀點,他被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稱為「空降到美國學院的犬儒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 the Cynic parachuted into the American academy),似乎並無過譽,比如他區分了「文化霸權」與「文化多元主義」,認為普遍資本形式與國族的關係,不一定是強制的壓迫,也可能是某種「自我殖民化」(auto-colonization),也許有助於思考你這本小說的後殖民情狀,就以羅傑為例,這個「鬼佬」的香港故事跟杜哈絲的越南故事有某些精神上的暗通,一個地方的本土人士如果有文化意義上的「自我殖民化」的可能性,外來者難道就應該被排拒於「文化多元主義」的框架之外嗎?
我那天當眾說,無論我是什麼,你都是我永遠的master,並不是要跟你耍貪嘴,我是認真的。有一段日子,你的詩和散文裡的「與」字對我多所啟發,我學懂了將不同的範疇並置思考;但近年我也在齊澤克的文章〈抵禦民粹主義的誘惑〉(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裡發現了「與」字的深層意義,他說:「不存在兩種科學,而階級鬥爭恰恰就是為了成為一種科學,為了將它據為己有而鬥爭。」同理:不存在兩種話語,兩性只有一種話語,被性別對抗從內部分裂出來;對抗還可以被表述為一種「與」(and)的語境;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將「與」充當一個準確的理論範疇:當「與」出現在他某些論文標題的時候,這個小字眼無誤地表示某個一般的意識形態概念,或更確切地說,某個搖擺的、中性的、含糊的概念,跟它的具體要求對抗——「與」於是分裂了初始的「含混的統一」,自覺或不自覺地引入了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的區別。
他借用了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與榮格(Carl G. Jung)的利比多(libido)概念,討論兩項之間永存的、分隔的斷裂:榮格認為利比多是一種中性的能量,以各種具體的形式(性的、創造的、破壞的)為不同的「變形」,而佛洛德則堅持具體存在的利比多必然是與性相涉——其他形式的利比多都是性滿足的、意識形態的誤解。兩者的分別也許有助於釐清意識形態的一些長期糾纏不清的概念。他繼而有此分析:「意識形態迫使我們假定『人性』為中性的媒介,『男性與女性』在其中被看作互補的兩極」:「依託這種意識形態證據,有人可以堅持說:『女性』代表具體存在的一面,而男性則代表空洞而含混的普遍性。這個悖論正是『女性』——即瞬間的特殊差異——充當了解釋男性普遍性發生的包容性場所。」
他又指出,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也只現了「與」這個連接詞,「存在」指的是抽象的普遍意義上的哲學的基本主題,而「時間」代表存在感的具體範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與」是「同義反覆」(tautology)——意指使用不同方式去表達同樣意念,即單一觀點透過不同或不斷的重複,產生多樣的結果——它結合了同一內容的兩種形態——首先是它的意識形態的根據,然後是它存在的「超意識形態」條件。
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所區分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和「良心反抗」(conscientious objection),無疑是擲地有聲的論述,但克麗斯托娃(Julia Kristeva)的《反抗的未來》(L'avenir d'une revolte)所論說的、有別於虛無主義的態度、有別於新價值標準的「反抗」,我在智德詩集的序言中說,那無疑也是「另一種反抗,更深層的反抗:精神分析學如何對『否定性』(negativity)的重新發現,『渴求自由的慾望』(the desire for freedom)如何跟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對峙,如何與之誓不兩立,如何作為『再生』或『重新開始』的『衝動』,如何演化成『我作為自已的他者』的重新認識,然後,如何深化為對『另一種語言』的愛(如何成為母語的『外國人』,如何從「翻譯」過程中尋回失去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