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德：失語的孤高：徐訏來港初期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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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的孤高：徐訏來港初期小說
陳智德

一九五零年春，徐訏從上海來港，據說他是從陸路，經廣州乘九廣鐵路來港的；當他步出九龍火車總站的一刻，他大概未能想像到，他會在這土地終老，這其實也是無數時代轉折中的流離者的共同命運，然而在這集體的共同當中，徐訏未能預想的更特殊命運，是他將會在香港寫出比內地時期數量更多、內容也更深沉的詩和小說。

一

徐訏一九五零年來港之初一度寄住在朋友家中，這段時期他未有正式的工作，主要靠稿費維持生活，五零至五一年間，先後在《星島晚報》及《星島日報》發表《期待曲》、《鳥語》、《筆名》、《爐火》、《結局》、《有后》、《百靈樹》、《星期日》、《秘密》等多篇小說，大部份是在香港所寫。徐訏曾提及四七、四八年他在上海時，星島報社已託人向他約稿，但他因事忙未有供稿。徐訏五零年來港後開始於星島發表作品，六月起在《星島晚報》連載的《期待曲》，相信是最早一篇，本是徐訏在內地寫成的作品，緊接發表的《爐火》具過渡意義，稿件開筆於上海，最後在香港完成，小說在《星島晚報》連載時，至結尾，徐訏署寫作日期為「1950．6．7，夜3時於香港」，及後，《爐火》於一九五二年出版單行本時，篇末寫作日期刪去，增入一篇〈後記〉，談及《爐火》由上海開筆至香港脫稿的過程：「大概先在上海，後來因為一直患目疾，生活得不安，就擱了下來。此後在轟炸中的寧波，在騷動中的鄉村，最後在香港，直到一九五零年六月八日晨三時方才脫稿。」

從開筆至終篇，《爐火》的寫作本身就是一個離亂的故事，離亂更始於重慶時期，徐訏在〈後記〉篇末提及《爐火》的故事輪廓，在重慶時已有腹稿，當時曾向一位朋友講述過：「我還把這輪廓同E.T.在重慶的心心茶座上講過，現在想起來，E.T.當是第一個聽我講這個故事輪廓的人，所以我謹以這本書紀念E.T.。」《爐火》講述一位畫家追尋純境和愛的故事，這篇構思腹稿於重慶、開筆於上海、終篇於香港的故事，是如何結束的？畫家最終把愛人的畫像投進火爐，然後把其他畫作投進火中，再把已燃著的畫幅拋到屋內其他畫堆上：「他癡望著火蔓延著，煙捲著，一跳一跳的都變成了火光，變成光明。光明在他的前面，光明蔓延到他的身後；光明蔓延到他的腳下，光明蔓延到他的頭上，世界浴在光明裡。」那自毀、憤怒，幻作美麗、超越，離亂摧毀了純境，《爐火》那近乎絕望、自棄而又意境高絕的終筆，也許仍不及徐訏在〈後記〉中的一語：我還把這輪廓同E.T.在重慶的心心茶座上講過……

二

徐訏來港之初在《星島晚報》及《星島日報》發表最多小說，及後在《星島週報》、《今日世界》、《祖國週刊》和《文藝新潮》等發表小說和詩，包括長篇連載《江湖行》。《期待曲》和《爐火》的故事場景都在內地，其後徐訏在香港所寫的作品中，香港場景也很快進入了作品，而且香港不單作為景觀，也附帶更多由經驗斷裂而引發的感傷，在《鳥語》和《過客》等篇的南來者角色眼中，香港不單是一塊異質的土地，也是一片理想的墓場、一切失意的觸媒。
《鳥語》的主角是一位患上精神衰弱的詩人，也是小說的敘事者，故事開篇講述他到鄉村養病，遇上似懂鳥語的少女，少女的行事被詩人外祖母稱為「白癡」（從今天看應屬輕度弱智），詩人一度想向她講授書本知識，但不成功，少女的溝通、感悟和智慧來自大自然，詩人最終放棄既定的啟蒙模式，也等於接受也轉換另一種溝通語言，由是詩人與少女開始接近，而與外界益發疏離。
小說中段寫少女與林中雀鳥溝通時，寫得最為流麗動人，那「鳥語」也寄託著一種失落了的感知、失落了的語言、文化素質和理想，而本為創造語言的詩人反而患上「失語」，詩人在向少女試圖啟蒙的過程中，透過那「鳥語」而得以自我開悟，而真正接近了詩。在這部份，《鳥語》引申出有關詩歌、語言和溝通的思考，但小說在臨近結束時還有更深沉的指向，與香港有關，詩人最終再次失語，原因卻是「流落在香港」，故鄉音訊斷絕，少女失去聯絡，小說的結尾以詩人收到由內地郵寄而來的《金剛經》，呼應開篇的敘述，凸顯那從當下角度開展的回憶，小說的意義在當下戛然而止，敘述者帶著罪咎感和懺悔回望那失落了的感知，以流落香港作為永久的失語癥狀，當下的一切對敘述者來說，特別香港的現實，再無法賦予任何意義，除了流落、斷裂和以賣文的形式販賣自己，那絕望的悲劇感，已甚於一切個人離合。
五十年代一輩的南來作家，不認同香港實屬正常而普遍，值得思考的是，在徐訏的詩和小說裡，香港不單作為否定的符號，也在徐訏漫長的香港創作歷程中，作為一種文化轉折的符號，一種堅守而不願割棄的上海、內地文化氣質，與香港性的衝撞，是其香港時期作品在傳奇式的故事以外，最可堪思索的觀念。

三

徐訏早年在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再研讀心理學，他的小說也善於刻劃心理，在其五十年代的小說中，香港更作為人物心理轉變的場所。一九五八年的《過客》以周企正與王逸心的友誼為主軸，二人在上海時因修習音樂而結為好友，後來局勢變化，周企正於一九四九年舉家到港，王逸心仍留上海，經歷「三反五反」，終於申請來港，先寄住在周企正家中，然而昔日健談、才情橫溢的王逸心，無論在容顏和心理方面都已判若兩人，失去對音樂和人情的感應，整天留在周企正家中，被形容為「幽靈」，使周企正夫婦特別周的妻子難以理解。
周企正對昔日好友的期望完全落空，對他的幽閉慢慢感到厭煩，直至小說結束前幾段，逸心突然回復正常，突然認清自己是從上海來港，而上海的一切，包括昔日美好的婚姻亦已終結，他的表現猶如一種再突變，因認清一切而回復「正常」：「我是王逸心，你認識我麼？我到了香港，我不會回去了……」他拿起小提琴，重新回復琴技，周企正與王逸心回復真正友誼的交談，但在音樂聲中，小說筆鋒一轉，王逸心掉下酒杯，突然猝死：「第二天，逸心就火葬了，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來與怎麼去的。」
〈過客〉中的香港作為過渡的時空，身處其間的「上海人」也處於過渡的狀態，王逸心來港後的表現，表面上似乎是難以適應新生活和新文化，因拒絕溝通和接受外界而被視為不正常，然而在適應與否這一般「新移民」常見的問題以外，整篇小說更核心的思考還是以王逸心到香港後在企正家的「反常」表現，凸出一個「畸零者」的形象，不被眾人接納，卻有更深沉的內在，由此再凸顯那未香港化的上海性的孤高和境界。從這世界的正常角度看，也許王逸心仍必須認清斷裂的處境，接受新的改變，就像周企正一樣；然而作者安排他回復「正常」後突然猝死，他的上海性及其孤高和境界也因而得以保存。接受和適應沒錯是世界的主流，但不是生命的必然，〈過客〉正述說一個拒絕接受和適應而得以保存理念的故事。對〈過客〉中的王逸心，這世界或許會給予一點同情或荒謬的自以為是「輔導」，而我必寄以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