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訪問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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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週報：那個時候在思想備受鉗制時，人似乎更關注國家大事、關注社會前途，更願意反思。今天在思想環境比較寬鬆的時代，願意反思的年輕人反而少了，這是為什麼？兩個時代裏的獨立思考能力哪個更可貴呢？

北 島：這似乎是歷史與個人的悖論。我曾說過，個人往往反而會變得強大，因為要想戰勝壓制你的時代，就得比它更強大才行，這樣反而會激發一個人的能量，包括激 情與才華。而在一個相對寬鬆的時代，沒有危險沒有挑戰，反而沒有像我們那種存在的迫切性。這是我們編《七十年代》這本書的意圖之一，也就是李陀所說的“用 昨天與今天對話”。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往往只有借助歷史的鏡子，才能看清自己當今的存在。

時代週報：那個時代人的各種美好品性—愛讀書、善思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等，更多是因為時代本身的“純粹性”造成，還是說年輕人的素質本身就比今天的年輕人要好？否則如何解釋隨著70年代落下帷幕，很多知識份子包括書中的作者立刻轉投與當年興趣無關的行業？曾經的理想主義迅速變成實用主義，很多”純粹”的過來人也立刻不“純粹”起來？

北 島：其實，每代人有每代人要面對的問題，很難用所謂“素質”做比較。我們那代人的成長經驗很特別，可以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由於正規教育的中斷和 底層生活的閱歷，在文化傳統的傳承中出現重大偏離，這有壞處，也有好處，好處是使我們這代人對一切結論產生懷疑，而這種懷疑精神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財 富。再者，在七十年代，個人命運與國家甚至世界的命運都連在一起了。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絕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當時面對的現實。

至 於我們這一代的轉化與分裂，其中有時代的局限，比如由於知識準備不足，造成精神能量缺乏爆發的持久性。正如你所說的，很多人跟著潮流轉向了。環顧我當年的 朋友們，不少都成了體制與金錢的刀下“新鬼”，真讓人痛心。反過來說，這也算是大浪淘沙吧，至少有不少人依舊堅守理想，並保存獨立的立場和人格。
和年輕人建立平等對話關係
時代週報：讀完這本書發現，很多作者回憶自己七十年代裏閱讀內容、影響最大的書或者文藝種類，大多是西方的文學、哲學、美術等，為什麼那個時候知識份子更對西方文化感興趣？這種選擇，是否也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產生影響？對“國學”一直衰弱至今是否有影響？

北 島：這確實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即以閱讀西方文史哲的書為主。首先，這些書在當時多是禁書，反而激發了我們的好奇心；進一步來說，這背後有著更深刻的歷史原 因，就像五四運動，往往要借助外力來反“傳統”。我們當時處在某種帶有強制性的“革命傳統”的束縛中，要掙脫這束縛，就要借助完全不同的文化資源。這在其 他文化的造反運動中也是常見的。比如，美國的“垮掉一代”，借助的是禪宗或喇嘛教，來反抗西方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主流文化傳統。關於“國學”，這個提法本身 就有很大的問題。我看我們就不在這兒討論了。

時代週報：您在接受廣州日報採訪時，概括70年代的詞是“早熟與獨立”等諸多美好的詞；這讓我想到我們對90後用詞多是“腦殘”、“嬌氣”、“大手大腳”等負面詞，人們是否總是不經意間看高了自己這代人，而看輕了其他相鄰的一代人？70年代難道只會讓那個時代的人“早熟獨立”而沒有任何負面影響麼？

北 島：恐怕任何人都有美化自己時代的傾向，這也是人之常情嘛。但我們編《七十年代》這本書絕不是為了懷舊，這一點李陀在序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用不著我再 重複。其實在我心中期望（這不一定代表李陀）的主要讀者是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換句話說，既不是憶苦思甜，也不是說教，而是和他們建立一種平等的對 話關係。說到年輕一代，不能用“腦殘”這樣的網路辭彙戲謔化簡單化。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比我們當時的處境更難。在一個娛樂與消費的時代，一個媒體掌控話語 權的時代，一個體制與金錢合謀的時代，他們面臨巨大的迷失，這甚至也是整個社會的迷失。我們當年也迷失，但由於壓力比較直接，反而容易辨認反抗的目標，找 到走出迷失的方向。而如今的壓力是無形的，是來自各個方向的，這種迷失往往更讓人絕望，更無所適從。如果《七十年代》能為他們提供一面鏡子，一種精神向 度，一種價值參考，意識到迷失的困境並找到精神出路的可能，作為編者我們會感到欣慰。我女兒是1985年出生的，10 歲到美國，現在又回到北京居住工作。我們之間常常會討論很多人生與社會問題。我在編《七十年代》的時候就會常常想到她，果然這本書對她的震動很大。這就是我們之間對話的一種延續。

時代週報：歷史回憶之所以需要讓人提防，是因為人們總傾向於把個人的惡歸咎於時代，將時代的善專美為個人。《七十年代》是我讀過的很客觀中立的一本歷史回憶的書，作為編者，您覺得那一代知識份子優缺點是什麼，與那一個時代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北 島：李陀的序言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討知識份子問題，他講得很全面很透徹，我很難再說出什麼新鮮東西。說到客觀中立，我們雖盡力而為，但《七十年代》這本書 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作者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再有，雖說一開始我們就設法避免家庭背景和社會階層的單一化，但還是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我們正著手編《七十年代》下一卷，約稿範圍有明顯的變化，比如注重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並希望讓更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來參與這一歷史敍述。正如李陀在序言 裏所說的，七十年代並非知識份子專有。當然在編輯過程中，還有一些技術性問題需要解決。但無論如何，我們會繼續編下去，爭取編成多卷本，並在編輯過程中不 斷作出調整。我相信，《七十年代》會不斷展開一幅特殊的歷史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