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袁兆昌：在暴烈之城 開溫柔的花

心雪

八十後與中堅作家的時代備忘

這段日子，立法會內的行政暴力與語言暴力（「良禽擇木而棲」）都受人非議。我們得感謝這群至高無上的政客，讓女作家俞若玫在這年代有關寫作的憂思，不再純粹為自身的創作處境而煩憂，以最溫柔的手段——寫作，嘗試以書寫工藝呼應當今的荒謬世代。她的這團火才冒起，八十後的「故事人」亞文諾則對社會已感無望，以「不一定要住在這裏（香港）」的準備心態，躲開荒謬感予他的無奈和絕望，投入寫作。我們身處暴烈之城，巧遇兩位在書展出書的作家。入世與隱世，前世與今生，在對談之間交織香港新世代小說家的新處境。一切可從當代媒體空間談起。

俞若玫出道時，從事傳媒工作，記者身分為她帶來與別不同的發表空間：「《星島日報》副刊當年（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有個飲食版，編輯說，不如在這版面玩玩些新意思？於是我們就在食物資訊一欄旁加一則小小說。」亞文諾與筆者聽見都呆住。「《小東西》第一輯的作品都是這麼完成的。」媒體空間容得下這種文學嘗試，當然不算是新鮮事，卻竟在飲食版寫小說，於當今小說作者新人而言，實在叫人羨慕。在傳媒工作，間接讓她擴大書寫空間：「當年彭浩翔、我和深雪合寫商台劇本。深雪寫的太過『女生』，看來難配合；我還算知道要怎樣寫，不過見彭浩翔落筆，今天回憶起來，就知道他開始紅、漸漸紅到更紅的原因了。」當年廣播劇推出後，彭浩翔寫的部分很受歡迎：「我寫的完全唔得啦！寫劇本就要有些『麻甩』。也許與性別有關，有些較狠的笑位，我是寫不出的。」俞若玫早在這偌大的書寫國度不斷嘗試：「我知道我不是流行作家。」

暢銷作家的條件

暢銷作家所需的條件是：懂得如何令自己的作品流行起來。亞文諾對此頗感興趣。他從文學獎出道，二○○四年獲中文文學創作獎亞軍（冠軍是謝曉虹）。「我一直都有寫作。」往後，他的創作往往得文學雜誌編輯垂青，不斷發表，常在《小說風》、《字花》等讀到他的作品，可謂正在經歷傳統文人的寫作歷程：投稿文學獎、獲獎；投稿、接受約稿……發表機會並不在大眾傳媒，而是（可能）朝生暮死的、一本本受資助的文學雜誌。這路子對這位期待可暢銷的作家來說，看來不是「正途」。

千萬別問他「為什麼愛上寫作」，亞文諾就是予人「估你唔到」的感覺：「中學畢業後，我花了兩年時間學設計；學完了，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是設計的材料……」而學設計的源頭，是因為「很想完成一個作品」，卻發現行頭要的是「設計員」，而不是「設計師」：「既然無法完成屬於自己的作品，而這工藝又不是我所長，於是就開始寫作了。」俞若玫蹙蹙眉，看來心裏「嘩」了一聲；筆者則感到意外：這明明在許多人眼中算是浪費青春的，怎樣亞文諾說得如此淡然。「寫作可讓我完成屬於自己的故事。」亞文諾就是這麼純粹。在《走著瞧》這部六人結集中，有他在《字花》發表的一批作品。六人之內，他形容自己「什麼也不是」：「其他作者幾乎都讀中文系出身。」總怕在一些發佈會上，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據筆者觀察，他與俞若玫一坐下來就說個沒停，置筆者於事外似的，看來不會不知道說什麼吧。最近，他收到藝發局評審員、小說作家薛興國先生所寫的書評，嘉許他首部小說創作《獻給上上》（藝發局資助），會不會讓他增添一點自信？

他的生活有點卡夫卡

二人說個沒完的話題，是「創作與生活」的關係。俞若玫相信創作總與自己生活的地方相關。近年，她活躍於參與社會運動，有時更會策劃一番：上海街「活化廳」的古靈精怪、檢視公園規則的freedom ball、在不同舊區替人寫信的「快樂行動」……都探討着許多地區生活的可塑與局限。在《小東西》新編的五篇作品裏，可讀出不少體驗社會的想法。

「我們真可從作家作品中，可讀出作者生活嗎？」亞文諾卻在唱反調。他的生活（或曰處境）有點「卡夫卡」：日間文職，平日躲起來寫作：「同學常叫我出來敘舊，朋友常叫我出來玩玩。他們遊說我：『寫小說要多聽別人的故事吧。』」俞若玫也常聽見一些「偷聽別人交談」而寫作的說法，卻更好奇他的寫作習慣：「為什麼不想聽（別人的故事）？你是怎麼寫的？」「並不是每個人的故事都能寫出來。」俞若玫猛力點頭。於是，他所寫的都與生活完全無關：灰色、死亡、排除因果觀…… 「算是驚慄故事，卻又不一定的。」沒錯，筆者常向亞文諾約稿申請資助出書，一次不成功，他可拿另一本書來；另一次不成功，他又再拿另一本書來，書稿總是源源不絕。

亞文諾的「謝絕探訪」，連網上生活也如是，可說是與俞若玫成了一大對比。如果你是俞若玫的（facebook的）「朋友」則會發現她的活躍程度，一如剛入學的大學生：每十分鐘share一切與社會現狀或怪狀相關的信息，「讚好」以數十計。「近年多參與了與社會運動相關的事，整個人都在改變。」俞若玫在創作《小東西》的年代，只管忙工作。當年常到上海工作，公司安排她乘搭飛機，她是拒絕的。她選擇路程較長而不影響工作進度的交通工具 ──火車，為的是爭取時間寫作：有趣的是，這種高速書寫並沒有讓她展露文字疲憊（詳見某種專欄作家），在有限的時間內，反而讓她長話短說：「我（當時的）寫作速度不低，幾乎想到什麼就能寫什麼。」因此讀者都認為她文字工藝精巧，讀來爽朗。《小東西》大部分作品就在忙亂中擠出時間來寫：「我連開會都寫的。」可謂神奇！

俞若玫曾開辦廣告公司：「傳媒人脈為我帶來一些方便。」她的長相確像創業分子、CEO：「當初很會為人推廣、宣傳。可是自己的小說……我總覺得還是寫得不好，不懂得如何把自己推廣。」她戲言日後要看出版社的表現，筆者則只會寫「不像廣告」的文字……這時，亞文諾延伸了話題：「到底流行小說是怎樣流行起來呢？」大家都知道金庸、倪匡、亦舒等人出道的故事，我們卻總是捉摸不到「流行」的界線。「博益當年有編輯來電約稿：『喂俞若玫，你不如寫幾本流行小說。』對方開了幾個類別：玄幻、愛情……」她試筆過後，還是覺得自己掌握不來，拒絕了對方。不久，對方又來電，說「俞若玫你寫什麼也可，寫兩本吧」。筆者常聽出版業同工分享博益當年袋裝書成本小利潤高的故事，難道要有資本才可多做點實驗？後來，《7086》和《六角園》都推出了，銷情一般。

筆者明白亞文諾關心的是，成為暢銷小說作家的條件。「還得靠作者不斷寫。起初一、兩年寂寂無聞，只要你能每月一本或雙月一本，佔據書架位置，自然有人追讀、補購。」筆者是這麼想的。在「連博益都要倒閉」的年代，風格獨特的作家，看來需要有如亞文諾那種勤奮，靜待時機。

亞文諾從投稿、獲獎到申請藝發局資助出版首部小說，俞若玫經歷出版業的茂盛與轉型，至今仍有出版社樂意為她出版作品。出發者與重新出發者，都在這日漸朽壞的社會，不斷創作小說。這已不是「酒徒」新移民的逝水年華，而是可隨時考慮「走佬」的絕望時空；也許正因如此，這時空才會出現介入者與逃離者所寫的好作品。時代之禍帶來文藝之福，我們應該鼓掌還是默哀？就讓我們繼續誠心低頭，靜默，與寫作。

文 袁兆昌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