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佛教能在中國生根發展

葉銳霆

引言

除西方文化外，沒有外來文化比佛教對中國影響更深遠的了。，雖然西方文化在這一二百年間在中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如果就悠久性、融和性[1]來講，這種影響力相較於佛教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佛教對中國的影響是這樣深遠，為何佛教能在中國生根發展就成了相當重要的問題。在此有解題的必要，這裏所指的生根發展，不必是把印度佛教全盤移入中國，而且這種移植是不可能的。所謂生根發展就如一種子落入異地發芽成長，它會隨異地的氣候、土壤而變化，佛教在歷經中國化的過程也開出了適合中國民族的果實，成了獨特的宗教型態。「為何佛教能在中國生根發展」這題目採用了主動句式，但事實上佛教能在中國生根發展是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互動的結果而不必是一方的努力。此論題將在中國文化獨有的精神、中國文化與佛教性格的相同處、歷史因素、佛教中國化的成功之道、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優勢等面向分析論題。

中國文化獨有的精神

討論「為何佛教能在中國生根發展」，可先討論中國文化有何獨有的精神特別做就了中國吸收外來文化和佛教。根據學者韋政通對中國文化的分析，中國文化的涵攝性極強，到了一個程度是其他文化所沒有的。文化中的涵攝性是用來解釋兩種以上文化接觸時，所發生的吸收和合拼的過程，同於社會學中所說的同化。[2]中國文化在吸納其他文化時卻仍始終保留了自創的文化[3]，這可解釋了佛教在中國本土化的發展。這種涵攝性的原因可追溯到中國人的思想。儘管在事實上，中國文化也有排斥佛教的史例，如宋明理學家的闢佛、老，「三武之禍」[4]等。但始終「道並行而不相悖」是中國士人的理想信念，兼容並蓄、總貫百家是對有學問的人的讚辭，這些思想形成了士人的寬容性。[5]這種寬容性就使中國在沒有嚴重衝突的情況下吸納外來文化，而佛教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展也當歸功於這獨有的文化精神。

中國文化與佛教性格的相同處

中國文化的性格與佛教性格大有相同之處也實為佛教所以在中國生根發展的原因。

其一，中國文化中「人而神」[6]的獨有宗教概念而佛教精神不相違。佛教中雖無明顯的神的觀念，佛也只是覺悟者。但在大部分佛教徒心目中，佛的地位與神是無異的。而且，神與佛同為超越者，在宗教概念的層面仍可相較。「人而神」是指人能透過自身的「努力」[7]而成超越者。可以說，就心性理論而言，儒家思想與佛教同主張靠自力解決人生問題，這體現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精神是相合的。[8]

其二，中國文化中祟尚和平的精神和佛教重和平的精神相合。從中國鮮有向外戰爭，和中國思想多提倡和平可見中國是崇尚和平的民族。提倡和平的中國思想不勝枚舉，如儒家的講王道、反霸道[9]、墨子的兼愛非攻等。佛教戒殺生、以慈悲為懷，實與中國文化重和平的精神相合，使佛教深得大眾、士人的認同。佛教的和平性格也使之較少排他性，避免了與中國文化融合時可能發生的衝突。[10]

歷史因素

要言佛教之能在中國發展，宜先追溯佛教的傳播期的歷史背景。若對文獻加以考察，佛教在前漢末期已傳入中國。[11]佛教雖早在前漢末期已傳入中國，但中國佛教的鞏固基礎則待後漢末葉漢譯的佛典而後有，由始可見漢譯佛典的出現是佛教之能於中國傳播的契機。這必歸功於翻譯佛典的僧人，著名的有安西高及支婁迦讖兩人，他們都是在桓帝之時到中國的僧人。[12]

既然中國佛教的鞏固基礎則待後漢末葉漢譯的佛典而後有，把後漢之末至魏晉時期視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期是可以的。那麼在後漢之末至魏晉時期發生了甚麼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並為中國人所接受呢？一個外來宗教要為別的民族所接受必要在該文化找到相應之處始能成功，佛教也自然先要在中國人的思想與信仰中找到共通點作為媒介。[13]當時樂於隱逸生活的道家、提倡長生不化及神仙方術的道教非常風行。中國人在近乎誤解的印象中把穿著奇裝異服、對佛像燒香禮拜、誦持非漢語的經典的沙門比作方士之類。對於佛教僧侶的捨棄世俗的生活方式，大眾也與道家的隱逸生活找到相應之處。[14]先不評論理解的偏差，但佛教被視為近似黃老之學的宗教，確為漢人社會接納佛教的原因。

東漢末年的歷史實況也為佛教傳播帶來極大的優勢。東漢末年以後數百年，中國一直未脫離衰亂的局面，天災、戰爭幾乎未曾止息，又再加上如猛虎般的暴政，人民歷經痛苦，以苦為人生主調的佛教思想也就比太平盛世時更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同。佛教那套了脫生死之苦的教義也就不難受到廣大的歡迎了。[15]

東漢以後的學術氛圍也促進了佛教的發展。魏晉之時，由於政治的黑暗，知識份子都傾向於空談，逃避現實。在這情況下，玄學在學術上空前流行。佛教也有它一套玄學，概念豐富、論辯精妙、組織嚴密，自然吸引了一大群知識份子。佛教也就打入知識階層，佛教徒中也就有了一流的知識份子。[16]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有很強烈的政治因素，這裏主要是指帝王信奉佛教帶來的影響。如佛教初入中國，漢明帝即為建白馬寺，桓帝更建寺於宮中。南北朝的帝王幾乎全都信佛教。隋唐至清，信佛的帝王仍有很多。[17]以中國崇尚和平的民族性，歷史上鮮有強迫人民信奉某教的宗教逼迫，但帝王篤信某教帶來全國風從的感染力是絕不可忽略的。

佛教中國化的成功之道

佛教之能於中國生根發展不是指印度佛教原本的單純的移植到中國，而是經過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融和，發展出中國佛教獨有的性格。若同意外來宗教的傳播或多或少需經本土化的階段，探討本土化得以順利進行的原因也就頗能解釋佛教何以能在中國生根發展。這種本土化以馮友蘭的說法是「佛學本為印度之產物，但中國人講之，多將其加入中國人思想之傾向，以使成為中國的佛學」[18]他進一步指中國佛學家就這些思想傾向發揮，就成好天台、華嚴、禪諸新宗派，盛行於隋唐。[19]從錢穆的評論可見這中國化的佛學對中國思想史的影響：「嚴格言之，南北朝隋唐，只是一佛學時代。除了佛學，在思想史上更不值得有多說的。」[20]

佛教之所以能成功的中國化有以下原因。其一，是中國思想本質上極富調和融會統一集大成之精神。[21]這點和如前所述的涵攝性頗有相似，但這裏言中國思想講兼收並蓄外，也重把不同的思想統一起來。其二，是中國思想重化不重變，這體現了中國思想是長於綜合，如天台判教理論。[22]判教理論除了可作為中國思想長於綜合的理據外，也實在是一套有助於把不同理論、宗派、意見綜合的方法論。絕對有助於把外來思想本土化。

中國佛教也不時面對排佛主張的挑戰，幸好佛教也有其因應之道。例如傳統儒家挑戰佛教有違孝道。佛教徒一方面加緊翻譯有言孝的佛經，一方面更假托釋迦佛的名義，偽撰出一批既合乎儒家倫理，又不違背佛教戒律的「孝經」。[23]

佛教能補中國文化的不足

佛教與中國文化有相合處固然是兩者融和的原因，但如佛教具有中國文化所缺欠的優良要素，很自然這會吸引中國文化去保留佛教。佛教的思辯技巧與心性理論，可補中國文化的不足之處。中國本土宗教鮮少有規模有組織的宗教團體，尤其缺乏非以家庭為本位的橫向團結，這也可補本土宗教欠缺規模、組織的缺陷。[24]

宗派－多元化的發展

佛教之於中國，有一些頗有特色的發展也足以成為優勢。例如佛教在中國曾發展出十個宗派，這足以使不同階層[25]、信念略有不同[26]的人都可在不同宗派中得到滿足。這可視為一種多元化的發展。至於這些宗派的林立，一方面可歸因中國人的寬容性，一方面可歸因於判教理論對各宗派理論之綜合，避免了中國人視各宗派之為互相矛盾。

註釋：

[1]這裏的悠久性是指由傳入中國開始計量年代的久遠，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有二千年之久，西方文化真正影響中國卻只有二百年的歷史。融和性是指兩個不同文化融和的程度，幾乎所有國學家、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都同意要認識中國文化，必要認識佛教、佛學。相比之下，西方文化與中國的溝通融和，至今未如印度佛教和中國文化般理想。
[2] 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30
[3] 同上。
[4] 韋政通認為其中政治的原因，遠大於文化的原因。
[5]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31
[6]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73
[7] 佛教言「無執」似與「努力」相違，但佛教也言成佛須經修行體悟
[8]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97
[9]以仁義治天下為王道，以武力、權勢治人民為霸道
[10]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98
[11]野上俊靜等著、釋聖嚴譯。《中國佛教史概說》。台灣商務印書館。頁11
[12] 同上。頁13
[13]同上。頁14-15
[14]同上。頁15
[15]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96
[16]同上
[17]同上。頁97
[18]馮友蘭。《中國哲學小史》。香港文昌書店出版。頁59
[19]同上。頁61
[20]錢穆。《中國思想史》。臺灣學生書局印行。頁147
[21]同上。頁149
[22]同上
[23] 楊惠南。《佛教思想發展史論》。東大圖書公司。頁272
[24]韋政通著。《中國文化概論》。水牛出版社。頁97
[25]同上
[26]這裏講略有不同是因為宗派雖異，但仍同為佛教，仍該共有作為佛教徒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