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泊身分的最終救贖——並讀洛楓〈兩個阿當〉和洛謀〈城分南北〉》

銘兒王子

　　在香港文學界中，「九七問題」是其中一項偉大的工程。甚麼是「九七問題」？在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來華，與中國為「九七問題」展開談判，兩年後雙方便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在此期間，香港人根據九七回歸問題產生國家身分危機，並引起大量傳媒的關注。據論文〈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洛楓提及這些傳媒「有些提出讓香港獨立，有些建議英國延長租約，而更有一些異想天開的，竟希望把『香港』搬走，在另外一個地方重新建造『香港』。」故此，著名作家西西在小說裡把身分不定的香港寫成「浮城」。而「浮城」這個詞語，亦給予香港作家們來形容香港的比喻。
　　對此，許多香港作家用不同的文類表達有關的感受，如也斯、陳滅等。而西西可算是最大的「烏托邦之旅」，側寫香港人對「九七問題」的不安和逃避態度。而另外一些例子有短篇小說〈浮城誌異〉、〈肥土鏔灰闌記〉等。
　　直至我讀到洛謀詩作〈城分南北〉時，發現此詩與洛楓詩作〈兩個阿當〉有相同之處，皆是為香港的身分問題所作出的「解決方案」，於是決定為這兩首詩進行一場有趣的對讀。
　　在〈城分南北〉的第一節裡面，為中國是中國，香港是香港這種陷入兩元對立的情況：「海島併上海島�巨型的獅子像建在原來的海上�金水晶球繼續把人吸進�一道城牆建在城的中央�時而透明時而灰白�城　分南北」。在「城」字之後出現了一個空格，然後才出現「分南北」這三字，朗誦起來的時候會感到有點決絕，強調不是「城」，而是城南和城北兩個截然不同的「城」。
　　在洛楓筆下，城南和城北都被她比喻為「阿當」，不像洛謀那麼決絕。只是到了中國發生了鴉片戰爭之後：「伊甸園在經濟滑落後倒閉�能夠變賣的都已經化作春泥�蛇帶著腹語與無花果�移民沒有地震的地方�上帝為了懲罰背叛的夏娃�把阿當一分為二」。這是「城　分南北」的悲劇開始，但洛楓仍然抱著樂觀的態度，認為在二零四六的時候中國和香港會合併回原本的中國：「左面的阿當流落城北�用耳朵聽風的歌聲�右面的阿當住在城南�用眼睛攝錄山水的顏色�從一九九六到二零四六�他們仍在守候�夏娃隨著板動的地殼前來相認」。
　　可惜事與願違，因此在這時候洛謀的決絕是不無道理的。原因是「流落城北」的「左邊的阿當」為「外埠的人都不曾去過�他們和她們都盛傳�城北之東罪案很多�城北之西是個沙漠�他們和她們都喜歡�在網上如是說�而且彷彿自己就是城通�其實城北之東罪案比城南少�城北之西很多人住�城北有街市、麵檔和學校�城北有房子、殯儀館和工廠�城北的住民通常都做雜工�在城北的工廠，混著一個平日都在殯儀喃嘸的劇場導演�有一年城北的住民走上街頭�要求改善教育改善社會福利�想跨過城牆�讓在城南的政府和外埠的人看見」，可謂是發展中國家的落後光景。
　　相反，「住在城南」的「右面的阿當」，亦即是香港，是一個已發展國家，有別於城北中國，而以下就是城南的繁榮氣象：「他們和她們從外埠來�住進城的酒店�最新建的�裡面有桑拿和Ｓｐａ�商場和寬闊的床�藍天和白雲�電視只播放外埠的節目�店舖只收外埠的貨幣�他們和她們不在酒店各地標�就會拿著旅遊書�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排版�相同的介紹�然後爭奪同一輛的士�指指書上的某頁�司機就會在目的地�放下他們和她們」。
　　所以，洛楓面對這種「左青龍　右白虎」（青龍是指城北，白虎是指城南），迥然不同的國家，方開始醒覺：「曾經以為�帶著新的護照便可以�從頭開始生活的旅程�但走過了歷史的圈和套才發現�我們在彼此的時差裡搞錯了方向�門被掩上之後�便再也無法交疊觸碰的身影」。甚者，她認為這就是「城市蒼老的時候」（語自洛楓詩作〈當城市蒼老的時候〉）：「當城市的回歸由紀念�變成悼念的時候�你已經離家五年了�而他　卻再度造訪我的家門�房子的鈴聲因日久失修而啞了�無法搖響舊日或以後的誓言或遺言�於是音樂從歌聲的身上脫落�風景從鏡頭的眼睛失去視線�我們再也回不了家」。因此她在詩中的最後一節會有如此寄望：「期望另一次洪荒�讓頹垣敗瓦把你們二合為一�或由熊熊烈火帶來另一個夏娃�因為沒有誰能逃得過蛇的咀咒�當智慧變成負擔�我們便錯過了愛情」。
　　到了洛謀的詩，洛楓那種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願望能夠實現：「那一年，當城北的住民輕敲城牆�城警向天開鎗�子彈剛好落在城牆�斷成兩截�一截打傷了城北一個在吃麵的人�一截跌在城南最繁華的手信店門口�後來嘛�城政府撿到城南的子彈殼�在城南建成了輕軌�連接地標和地標�酒店和酒店�至於城北那個在吃麵的人�是否在生無人知曉�不過她所流下的血�就給運到城南�建了一個火山地標」。就這樣，這個頑皮的兩元對立終於瓦解了，再沒有「城南」和「城北」之分，「城」就是「城」，沒有了以下「風和水仍各不相干�山和路也互不虧欠」的情況：「外埠的人都聚在碼頭�乘上巴士�直達地標和地標�酒店和酒店�他們和她們�都以碼頭為中心�跳下巴士便換另一輛巴士�從不用記著�街名和巷名�也不用記著�巴士的編號�而他們和她們乘搭的巴士�其實也沒有編號�只有不同的顏色�和穿不同制服�城的住民」。以後中國人不用過境到香港，香港人不用過境到中國。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
　　由此可見，洛楓和洛謀都以詩歌來制定「九七問題」的「解決方案」。不同的是，洛楓運用她一貫的詩風，透過流行事物的意象，與及流行歌歌詞的語調來讓自己心內的「九七問題」情意結獲得淨化和救贖；而洛謀藉著一場暴動來讓問題演化至最嚴重的地步，然後得到重生。雖然以上所謂的「解決方案」屬於是一種非理性思想，可是用理性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會用另一種方法，像聞一多一樣面對當時腐敗得不可救藥的中國時，寫下了名為〈死水〉的詩，並希望這個夢能滲透至現實，令中國可以得到劫後的重生。

真正能夠飄泊還好，灑脫，自主，但現實是：走也走不了。
詩人洛楓，洛謀不就是好好的乖乖的，在香港生活著嗎？
至於西西，雖然書在台灣出版，名也是在台灣流行些，但她仍身在香港，樂於浮城。

相比這些仍然嘗試提出解決方法的正面觀點，小弟還是比較喜歡黃碧雲《失城》那種絕望與扭曲 (大概是比較符合小弟個人的感受吧？)
說到發展差異的問題 (當年而已，現在這差異已日益消磨)，小弟又想到九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羅永生、葉蔭聰、孔誥烽等人提出的經濟逆向殖民的「北進想像」。現在回看當年這些文化議題，好像有些遙遠，但小弟覺得從九七問題開始至現在，整個社會和政治發展背後還是有一文化脈絡可尋。觀乎現時的局面，當年所擔憂的被大陸「再殖民」的想像，還是一個影響很深遠的論述。

再殖民，提憂也擔憂不來。這已是現實。
魚眼，洛謀似乎身在倫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