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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最後由 心雪 於 2011-5-18 02:22 編輯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人稱「工運詩人」鄧阿藍，低層出生，六歲曾在街上討飯，八歲被迫輟學，做報童、小販賺錢，到中年三十八歲，他在澳門大學兼修文史，半工讀完成了大學課程。九八年，呼吸詩社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為他出版了名為《一首低沉的民歌》的詩集，他也有在獨立媒體網發表詩作：
「一對對乾癟的
老手正在爭奪
老人同時揑着一份免費刊物
骨質疏鬆發炎的長痛
流遍整個港鐵站」
——鄧阿藍，《拾荒老人在爭奪》
鄧阿藍寫詩幾十年，打工也打了幾十年，卻在最低工資法例實施後遇到被裁的命運。藍叔曾任職巴士司機，最近四年在小巴站頭工作。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反之，他認為社會更加需要爭取規管工時。報紙大賣最低工資害人，商家為了利潤奇謀盡出。部份不理解的工人更認為被最低工資害了。藍叔認為，法例有漏洞就去填補，為了改善工人的福祉，他會繼續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改革社會。
最低工資立法：不是資本家的仁慈
藍叔知道，最低工資是他失去小巴站頭工作的主因，但他認為最低工資還是有立法的必要。「最低工資成功立法，並不是資本家的仁慈。基本上工資偏低已經好長時間，我聽過有九元一小時的工。只是社會不得不改善。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家為了利潤不擇手段。要提升利潤就要透過壓榨工人的血汗。我有位清潔工的朋友對我說，他的盤由十人被減至七人。那七人自然工作量增加，原本負責四條街，而家要負責六條街。成本上其實賺了，因為省下來的工資比要加的人工還要多。所以，不是資本家利潤少了，反而是工人用更多血汗換回來。我們會用『賣血』來形容加班，因為我們是出賣健康來換取金錢的。法律有漏洞，我們應該想想如何可以修補。例如法國，就不能無理隨意縮減人手。」
藍叔說，近日得到友人協助找到一份校對的工作，算是仍有收入。
最低工資立法的原意是保障基層工友的工資不會過低，以改善就業貧窮等問題。大家不要忘記，法例通過時，是一班功能組別的議員否決修訂的建議。要工人改善生活，單就一條最低工資是不夠的。繼最低工資後，藍叔認為首要的就是規管工時八小時（三八制，意為將一日分為八個小時，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閒，八小時睡覺）。
在外國人眼中，會驚訝點解香港仲有人會返一星期六天十二小時。
「我覺得最核心的意義就是八小時工作制，外國的藝術文化比香港有深度，都同工時規管有關。在外國人眼中，會驚訝點解香港仲有人會返一星期六天十二小時。香港的工運緩慢，就因為香港的行規結構性的保守運作，做成結構性的不公義。『呢一行都係做十二碼的』，當東家西家都一樣，工人有時為保飯碗都不敢得罪。當社會環境都咁艱辛，工時又長，即使有好的藍圖，都無時間精力去做。返完工，仲邊有時間去遊行示威之類，不如在家休息。加上工時長做成對家人的疏離，健康的影響，只是因為沒有新聞價值，無報，人們先以為唔重要。」訪問期間，藍叔提左好多次「三八制」，他認為人有多點工餘時間，才可以參與更多社會的事。在外國甚至內地都訂立標準工時之際，我們香港的確距離立法仍有一段長路。
今年六十有五的藍叔，曾先後任職巴士司機及小巴站頭，即使每日為糊口而奔波，他仍不忘他對文學藝術的熱愛。自修文憑，然後他在澳門大學考取了中國文史系學士，忍痛考試，最後得到 4A 的優異成績。他運用他的文字將工人的處境用詩表達出來。即使最終犧牲了健康及令家人對他產生誤解，他仍然堅持文學創作。對於知識分子，他也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爭取權益，不能倚靠知識分子。
要徹底的知識分子的精神
「有些學者、教授，只會躲進書房，或會因為大學的教席而有所顧忌，所以好諷刺，要爭取權益，就不能依靠知識分子。魯迅就說過大概的話，要革命就要革命到底。要徹底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對世界的關懷，從事社會改革的心一定要有。不然我只會叫那些人做投機分子，只會保障自己的社會資本而已。最終工人只能自求多福。」
藍叔認為世界有很多不平的地方，「不平則鳴」，而且認為經濟不是唯一的選擇，他希望自己去做有意義的事，繼續去追求人必須要有的精神。
後記
特記與藍叔傾談的時間雖短，仍然感受到藍叔那份知識分子的氣節，也感受到他對改革社會的熱情不亞於現今的八十後。訪問當日，也是最低工資落實的前夕，得悉工作地點旁的單幢大廈的保安由$6500加到$8800，保安叔叔一臉滿足的說以後算是可以吃好一點。大廈法團主席也說加了人工，職員的向心力都好一點。其實，工人付出勞動就希望得到足夠生活的工資，當我們仍為最低工資實施初期的陣痛而爭吵時，外國已在進行「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爭取。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福祉，只要我們不停下腳步，一定會把社會推向更美好。
特約記者：梁錫麟
原文原址請參看：http://www.inmediahk.net/%E5%B7% ... 9%E7%9A%84%E5%BF%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