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劍著：《書緣人間》在內地獲好評

崑南

《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古剑著，香港天地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4月版，港币70.00元。



     易大经

    □媒体人士，广州

    看到“作家题赠本纪事”这样的书名，恐怕有的读者会犯嘀咕：又是文人那套把戏！不可否认，坊间确实有出于个人爱好搜集汇成的作家题赠本书籍，纯以个人趣味炫世，难免遭人厌弃。《书缘人间》记载的，与其说是作家题赠的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工作的记录。作者古剑先生生于马来亚，后落籍厦门，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1974年去香港，先后任职于《新报》、《东方日报》、《华侨日报》副刊，担任过《良友画报》、《文学世纪》主编，“半生黑发作嫁衣”，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香港媒体的格局变化、本土文学景观与走向、大陆作家在港撰稿情况、与台湾及海外作家的联系等等，都发端于题赠本，因此，切勿因为书前淘得董桥旧作、嘱其签名这样的旧桥段就觉得此书不过小趣味，往后看，会在各种不同的扉页题签里发现三十多年来的人物、风雨、历史。

    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虽是“边城”(张爱玲语)，然而往往占据历史人物重要的关节。鼎革之后南来文人群体、艺术家群体(这在李翰祥导演的回忆录《三十年从头细说》里有详尽的记录)均是了解今日香港不可缺少的“历史教辅”。古剑写到的一些作家，不少是“文革”中去到香港的，他说：“‘文革’中或‘文革’后南来香港的人，或多或少都带点‘文学情结’。”这其中就包括写小说、后来做到天地图书公司老总的颜纯钩，由古剑推荐做了编辑的作家陶然（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大陆出书的香港作家），为人严谨认真的张文达，靠香港出生纸去港定居的女作家王璞，以及写社会奇情小说的作家林荫等人，这群南下作家(或曰文字工作者)在香港的际遇，作为同路人的古剑体会良深。“那是个很彷徨、工作很难找的岁月”，即使八十年代才去香港的王璞，似乎都有这样的遭遇，连后来大红大紫的倪匡初到香港也过着下层生活，直到给《真拦日报》投稿发表，才扭转了命运。古剑写到的南下作家中，似乎只有梅子(张志和)与秦岭雪没有如此际遇。这样来看这些人的赠书题识，就有了一层相同时代氛围的东西，称之为历史感，恐不为过。

    因为作者的职业关系，香港的本土作家或稿约或筹办刊物，不少人与古剑有过交道，因而也呈现了一幅较为完整的香港文学图景。从最早南下的刘以鬯、何达、马国亮，到现在较为人知的也斯、叶辉、古苍梧，差不多人人皆知的林燕妮、李碧华，做学问的小思、刘绍铭、郑树森、黄国彬等等，文学、通俗、学术兼而有之。现在很多读者都知道香港有个西西，古剑还介绍了与西西同辈的作家昆南，这是一位扎马尾、终日一挎包、不烟好酒、对一切不在乎的老嬉皮，年轻人都叫他“昆爷”，“无论是诗是小说他都是前卫作家，在那个时代这条路毕竟是艰辛的”，而“前卫的创作方法是香港作品的‘品牌’，缺少了这个，就没有香港作家的多少空间了”，这也算是一位编辑对香港文学的独到见解吧。据古剑说，这位前卫作家昆南依旧还在笔耕。

    在写昆南的这篇文章里古剑写道：“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文学杂志未曾培养过作家，作家都是报纸的专栏孕育出来的。”在香港，无论是前述昆南西西还是亦舒叶辉，都是在报纸写专栏、出书然后成为作家，虽不能一概名之为“写稿佬”，但这群“爬格子动物”为媒体创造“即食”文字却也是香港的一道人文景观。给媒体写稿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如前述的几位七十年代去香港的大陆人(连叶灵凤这样的大家，晚年在香港依旧靠卖文为生)，因为媒体的节奏需要，又催生了不少倚马可待的写稿快手。古剑就写到他曾见到《东方日报》上司石人(梁小中)的绝技：站在大路上，“左手当桌，摊一稿纸于掌上，右手握笔在纸上疾书”。而不知道有多少个笔名的黄仲鸣则是标准的“爬格子动物”，同事也是深谙玩乐之道的行家，与古剑是亲密的“战友”：“苦战于麻将台上，喊破喉咙于卡拉O K包房，有时打到第二天上班才依依难舍。”此公写稿一挥而就，古剑说有一次打牌，他临时顶黄仲鸣一盘，一盘刚完，就听背后说：“起身！到我了！”黄氏这些写稿经历都写进他的《稿王·稿奴》一书中。见识了这些“前辈”风范，可以知道现在某些香港名家在飞机上写稿也好，一天接五六个专栏也罢，其实并非独创，实在是香港的“传统”。

    古剑笔下的香港作家群体是现在时，充满了在场的细节，也是历史的，因为他与写到的人都有较长的交道。有功成名就之辈，也有不容易的人，如寂寞的何达，如被电视直播家事的黄维樑教授，古剑都有不失人情味的看法。还有写野路子随笔的施友朋，写古董、文物小品的李英豪。这三十四位香港作家详细地呈现出了香港文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全貌。我最喜欢古剑写两位女作家施叔青和蒋芸，刷刷刷的几句速写就把两人豪爽大条的性格勾画出来了，读来让人觉得眉飞色舞的。大概也是得益于这两位的性格吧。

    1949年以后大陆与香港文化人之间的交流也是颇值得留意的，如知堂之与鲍耀明、曹聚仁，写稿、赠物看得出许多历史的细节。(当然并非仅仅在文化人之间，就像张爱玲《重访边城》的二房东上海太太说的：“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古剑书中提到他的老师施蛰存老人叮嘱他多介绍一些香港本地作家，通俗的也要了解等等，可以说明八十年代大陆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心态。书中收录的大陆四十一位作家，既有古剑与他们稿约往还的纪事，也涉及诸多文坛秘辛，比如黄裳与柯灵的笔仗，就险些烧到香港，“因为他们我都认识也有交往，若在香港重开笔战，对他们都有害无益”，古剑是这场没有在香港打起来的笔仗的见证人。黄裳、柯灵、施蛰存、流沙河、汪曾祺这些名家也成为了编辑古剑手中的重要资源，而他居于香港这个“左右逢源”的城市，也在八十年代大陆作家作品向外推介中出力不少。黄裳的散文是他一直向香港出版社推荐的，后来终于出了，陈村的小说在台湾出版是他牵线。虽然也有不少不愉快的经历，但至少记录了时代的痕迹。

    像书中写到的八十年代大陆与香港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也可以看出香港由来已久的各种复杂关系，这在写余光中一文中也显示出“左”与“右”的交锋，即使只是谈谈诗歌。此外，古剑与大陆作家的交往中不少细节可堪玩味，比如戴厚英是他的大学高一届的同学，乃是“批判主力”，而当他1981年读到《人啊，人》后记，“大感诧异，不可相信”。有如古剑之读余秋雨，还是出于他的同学沙叶新的推荐，“沙兄寄了这本精装本《文化苦旅》，是沙向余秋雨要来的”。沙叶新还说，“他的散文很不错，估计你会喜欢”。前几天看新闻，余秋雨的灾区捐款声明受到质疑，这个声明还提到四位“咬余专业户”：余杰、古远清、萧夏林，居然也有沙叶新，也是令人“大感诧异，不可相信”。其余如文学批评家吴亮秀他的小羊皮西装背心，学者陈平原要书稿订金的精明等等，与其说有趣，不如说深具时代特色。而他作为香港编辑在内地的游历就更有历史感了：在苏州的宾馆里开着热水器洗了冷水澡，在成都见老作家艾芜，“酒店的士只得一部”……都可见彼时社会状况。

    《书缘人间》与一般的作家签名本纪事不一样之处还在于，除了交游记录，还充分展示了这些书籍的拥有者对作品对作家的评介，而这些评介并未因友情而有所隐讳，如：

    “还有印象的是《北京火柴》，是他第一次上北京写的，歌颂，却悠远。……我较喜欢他的文，不太喜欢他的诗。那本《流沙河随笔》，特别是那篇《锯齿啮痕录》，不呼不叫，淡淡描来，沉甸甸的，让人难以平静。”(流沙河)

    “他的小说我不怎么喜欢读，太像苏联小说，大片的描写，很浓，令人有些不耐烦，我觉得他学点契诃夫的简洁就好了。然而我喜欢他写反右、劳改的回忆录、散文。不仅让人看到那段历史的真实，文中的力度也使人不能自已。”(从维熙)

    “他的《火车与稻田》、《稻菜流年》，虽是自己乡镇生活的个人生活、体验、见闻，却写出一个时代的城乡变迁，像他这一代与土地将脱节的惆怅与无奈。整本文集的基调像民谣，缓缓的，沉沉的。”(台湾作家阿盛)

    ……

    都可以看出作为编辑的古剑的文学鉴赏品位。他还写到因为对黄苗子给某个女画家的溢美文字感到不满，“写信给黄先生数落了他，不该如此溢美”。又如看了流沙河的长诗，“狠批了一通”。这固然与古剑所处的环境有关，与他自己所坦承的“我这人不太懂得轻重，话也不委婉，常常直来直去”有关，但我以为也体现了一种作为编辑的独立判断，而非一味地对大家名家唯唯诺诺，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也不是仅对大陆作家如此，在写名女人林燕妮的一文中，古剑写到当年在《东方日报》“伺候”林燕妮的往事，两人“火星撞地球”，唇枪舌剑，林小姐写了“又骂又讨好又撒娇的传真有七八封。颇见其性情”，而古剑“给她的传真，一点也不留情面，也很令她‘顶心顶肺’”。

    记得很早以前读过董桥写香港退休编辑的一篇随笔，几个老友无事可做，只好上茶楼饮茶，相对无语。这景况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未免有点凄凉。《书缘人间》的九十五篇作家侧记，则又说明了即使只是个编辑，亦可以留下诸多历史的见证，你所参与的每件事结识的每个人，只要留心记录，都会有存在的价值。“闲坐说玄宗”历来被当做扫出历史潮流的代词，岂知见过玄宗的白头宫女其实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她才不过时！时代，机缘，氛围，际遇，眼光，融合成为这本编辑的交游纪录，读过《书缘人间》，确实要看不起坊间那些仅会叙述友情的签名本纪事书了！


2009.6.21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