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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港台作家聊天,“董啓章”是一個時常被提起的名字,從《天工開物》、《時間繁史》到目前還遙遙無期的《物種源始》,董啓章悶頭在家寫了一部比一部厚的小説。原以為他像大多數香港作家一樣,專注個人寫作不管窗外事,沒想到在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上,董啓章發起籲請香港特區政府建香港文學館,還在書展裡連開兩個演講發表建館的必要性。
作為作家,《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被認為是董啓章贈送給香港的禮物;作為社會活動分子,他還是希望香港文學能突破香港區域限制,在華語圈獲得更多的認同,他倡議下的香港文學館,在理想中應該能成為推動香港文學發展的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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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靠文學為生、出名是天方夜譚。”
董啓章的新作是《致同代人》,昔日的“同代人”在V城(董筆下的香港代名詞)已轉型成當紅文化人,或者是拿著高薪的象牙塔中人,也或者不知道流落到了哪裏……這些同代人的遭際是V城文學青年的必然命運:“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靠文學為生、出名是天方夜譚。”董啓章説。
説這句話的時候,坐在面前的董啓章十分平靜,“如果稱我為小説家,對我來説會有點不自在。你在香港如果站出來大聲説,‘我是小説家’,肯定有人會嘲笑你,‘你是誰啊?’小説家這個身份或者文學,在香港是得不到認同的。人家聽你説是小説家,會問你寫什麼類型?武俠還是科幻?他們都是從通俗文學的方式理解小説創作。如果你説,你從事純文學寫作,他們就會不理解,‘還有人在寫這種東西?’”正因為文學在香港從來都是那樣邊緣,所以就算只有幾百個讀者也不會有太大的失落,“反正不希冀有太多人看你的書,從這方面講,我比台灣駱以軍他們要幸運一點。”當然這裏的幸運,也只是自我安慰。“在台灣,跟我同代的那些作家見證了文學衰落的整個過程,我能想像得到他們的壓抑。前輩的成名作家曾經有如此之高的社會地位,但到了他們這一代,文學慢慢變得不太重要,而再年輕一輩,年輕人已經沒有什麼文學理想了。”“他們有一個文學理想失落的過程,而我們香港這裏從來都沒怎麼好過,所以大家心態反而比較好。香港作家從一開始就沒有幻想通過文學創作會得到什麼,我們都已經適應了這種狀態。”
董啓章的話聽上去有點自欺欺人,畢竟對名和利不會有人拒絶。在曾經銀行賬戶經常只剩下100多港幣的日子,如果能得到一個文學大奬,總歸可以死撐一段時間。所以當年莫言拿走香港紅樓夢奬的時候,不少人嘀咕,這30萬港元對莫言沒啥意義,但董啓章就可以靠著這筆錢過好長一段日子。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董啓章和他的同代人生存狀態並不太好,但他對未來是樂觀的,“台灣的作家們非常擔心文學慢慢死去。我們不這麼認為,反正文學一直就是這樣子,而且依然有年輕人不斷加入文學創作隊伍中來。這幾年,文學愛好者慢慢多起來,年輕人對文學也更加活躍。香港有一些年輕人意識到他們需要不同的東西,出於這種動機他們愛上文學,當然只是一個很小的群體。”
“我們需要做點事,理解、整理、推廣香港文學。”
談起前輩,董啓章還是流露出一絲羡慕,“上一代的文學風氣要好一些,當時還有一些文學刊物、同仁雜誌,讀者也蠻多,至少文學雜誌都有幾萬份銷量,這是很厲害的數字。”而大陸作家豐裕的物質生活,他們也早有耳聞,“大陸的市場很大,作家怎麼樣都能活,作家有不同的渠道獲得利益。”
當然董啓章他們也並不是只有“反正就是這樣了”的心態,“在香港,作家的工作非常個體化,其實對文學也不利,大家只專注個人寫作,也沒有一個明顯的文壇,讓大家聚在一起。”也正因如此,至少內地讀者對當代香港文學是異常陌生的。談起香港文學,除了金庸、亦舒、黃易等通俗作家以及一批專欄作家,就像董啓章自己迷惑小説家身份一樣,香港真的還有純文學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除了董啓章,還有黃碧雲、韓麗珠、葉輝等等,“但就是沒有多少人知道,”董啓章説,“很奇怪的是,香港本土出版社不太願意出版小説,所以我們的作品都是在台灣出版,相對台灣對我們比較了解,內地讀者對我們幾乎一無所知。”“除了這個原因,更重要的是香港作家過於自我,而且沒有一個團體幫助推介文學,這就是我們發起成立香港文學館的重要動機。”“大家漸漸覺得,我們需要做點事,理解、整理、推廣香港文學。”
建香港文學館是本屆香港書展上的一個熱門話題,那些平時很少聚集在一起的年輕作家們穿上統一的文化衫,高呼“香港需要文學館”。“用文學館凝聚一群年輕人推動寫作,理解香港的故事和經驗。”“因為我們缺乏一個機構把香港文學和其他地區作交流,所以香港文學盡管也屬於華語文學,但它與內地文學的交流幾乎為零。因為沒有一個代理機構,香港作家也不會跑到內地去宣傳包裝自己,所以沒辦法讓別人了解香港到底有什麼作家。”
廣泛意義上的華語文學應該包括內地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馬華文學和海外寫作等,從空間上看華語文學可以像英語文學那樣形態、內容非常豐富。但在現實中,華語文學之間的交流十分有限,“華語文學如果只有內地這一塊,其活力就會喪失,不同地方的寫作經驗、生活經驗可以豐富華語創作。當代英語文學能保持活力的一個很大原因是,他們除了英國文學外,還有愛爾蘭文學、前殖民地文學先後興起,推動了英語文學的發展。華語文學也可以這樣。”不過,華語文學的交流直到現在才慢慢起步。
“寫《物種源始》,太恐怖了。”
董啓章是1960年代生人。如果有代際之説的話,內地、台灣、香港、馬華地區分別誕生了一批知名60年代作家,比如大陸的畢飛宇、台灣的駱以軍、香港的董啓章、馬華的黃錦樹。相仿的年齡,各自不同的出生背景和成長經歷,拼貼成一幅絢麗的華語文學地圖。在《致同代人》中,董啓章用文字想像著和他們進行文學的對話。
董啓章的文學之路始於1992年,當時他在讀研究生,“1992-1993年,香港《星島日報》開設了一個文學副刊。這個副刊在香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它每天一個文學專版刊登年輕人的來稿。包括我在內很多沒有寫作經驗的年輕人都在那裏寫作,這對年輕人是一個很大的激勵。”董啓章説,與內地相比,香港提供給年輕人的寫作機會非常少,“就算是現在,我在香港也沒有空間發表1萬字的短篇小説。”
董啓章最暢銷的小説可能是校園題材的《練習冊》,“《星島日報》的副刊關了之後,那個編輯辦了另一份學生報紙,約我們寫校園題材,沒想到《練習冊》陸陸續續一直賣了10多年,大概有七八千的銷量吧。”
對於這個數字,董啓章很滿足,他的最重要小説“自然三部曲”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自2005年出版以來共賣了五六千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近500頁的篇幅,30萬字的分量。董啓章用三代人的書,構造出V城三代人的歷史。
在印象中,自用童話方式寫香港歷史的西西和用《香港三部曲》終結自己香港寫作的施叔青之後,香港年輕人的寫作越來越陷於自我和都市碎片化,“我也許是香港極少數還在寫香港歷史的年輕作家,但我不認為自己是本土寫作,我只是想從香港本土經驗出發探索人類的普遍問題。”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普遍反映是很好讀,但董啓章卻並不滿意,“寫完第一部後,我還是覺得寫得太自我了,格局也太單一,所以在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裡,我把自我徹底去除掉了。”這樣的努力結果是,上下兩冊《時間繁史》銷量只有2000多冊。“《時間繁史》是我的一個實驗,用廣東話來寫大篇幅的深刻對話,這對台灣讀者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知道這樣寫會影響閲讀,但我一定要去試驗一下,現在總算遂願了。”
董啓章是有野心的,這從他正在寫作中的“自然三部曲”第三部《物種源始》規劃可見一斑,這部構想中的小説至少有三冊以上,最後到底會呈現什麼面貌和厚度,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目前完成了《物種源始》的第一部分《學習年代》,已經寫了40多萬字。”“寫《物種源始》,太恐怖了。太厚,太恐怖。出版社只要願意出版就行,就算只有幾百個讀者也不要緊。”
香港對文學作家的詛咒是,要在本城當作家活下去,你就必須干更多寫作以外的“勾當”。過去,董啓章為供養家庭也干過不少與寫作無關的活,如今為了寫《物種源始》,董啓章推掉了賴以維生的學校兼職教學工作,也不接任何一個專欄,“我要把想到的所有意念,全部寫到這部小説中去,而不是分散在不同作品和專欄中。”
“我的寫作一直很平靜,所以我不覺得太辛苦。”受到董啓章的激勵,更年青一代的香港本土作家或者文學愛好者,甘於寂寞和物質匱乏地走在文學路上,當然更多人只是迷戀那種文學氤氳而已,而這總歸會散去的。
還好,至少《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最快年底就能由世紀文景引進出版了,而《物種源始》讓我們繼續想像等待。
[轉載自: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sinacn/20090730/1113523652.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