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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衡之 於 2010-3-6 03:26 編輯
這是一篇很久以前已深深影響我的文章,是我的創作啟蒙之物;使我在埋首創作之餘,也驀然醒覺:原來眼界的開闊是如此重要!──詩,原來可以是這樣子的。
原文較長,但真的是好文章。有心開闊眼界的詩友,可自由選擇閱讀與否。
解讀一首敘事詩──《蒼蠅》 洛夫
我最近寫了一首實驗性的生態詩:《蒼蠅》,我把它定性為敍事詩,也可以說它是以敍事手法寫的「主知」詩。這首詩的風格與我別的作品迥異,與一般講究精緻意象,選擇暗示性強的象徵語言的現代詩也不一樣,語法與技巧平實得幾近散文。其實對我來說,這還真是一次新的實驗,現不妨談一談我寫這首詩的動機。
我們素知,「主知」與「主情」是臺灣早期現代詩運動中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兩極話題,紀弦曾明顯地把「主知」列為「現代派六大信條」之一,但這只是一種相當吊詭的論點,因為包括紀弦本人在內,現代派幾位代表人物如方思、林泠、鄭愁予等都難以不無爭議地列入「主知」的陣營,當時即使以臺灣現代詩的整體風格來看,也不可能把一首詩作出如此二分法的理論性的辨析。當然,也並不是不可以這麼中庸性的認知:傳統詩美學側重抒情性,而現代主義詩美學比較強調知性,只是把一首詩強行界定為「抒情詩」或「知性詩」,確是多此一舉。
話得說回來,我說《蒼蠅》是一首主知的詩,這又作何解釋?其實不難,你只要看到以「敍事手法」處理的這一前提,便不難知道,因為詩的敍事性首先必須建立在「知性」的,或「令人思考的」、「哲理性的」基礎上,否則,一首缺乏感性,讀來不能令人怦然心動的詩,只不過一堆普通文字而已。
一首好的敍事詩,除了具有知性的深度之外,當然還有別的,下面再論。
大概是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臺灣現代詩人突然像由夢中醒來,從富於實驗性的生澀的語境紛紛掉頭轉向中國古典詩韻味探索,以獲取創新的滋養,於是抒情性便成了當時現代詩的主要風格;同時,也由於詩人並未完全放棄他們操作得相當嫺熟的現代主義表現手法,諸如象徵、隱喻,以及富於想像空間的意象語言,致使今天我們讀到的新詩形式,已無可取代地成了臺灣詩的主流,不僅老一輩詩人已從傳統的漢語詩歌中找到了一種彰顯永恆之美的生命力,中青一代詩人更在古典旋律,現代節奏,與現實題材的交響融會中展現出一種特具魅力的親和性。至於詩中的所謂敍事性,在臺灣幾無生存空間,鮮有人提起,評論界也從未重視。
可是,敍事詩在今天中國大陸已成為一種時尚,某種詩歌理念的標識。我對近年來大陸敍事詩的氾濫,感受極深,它形成了中國當代詩歌的一大誤區。寫敍事詩的詩人多屬民間派,忌諱隱喻,語言貼近淺白的口語,重視詩的現實性,這些都不算錯,但如因某種「偏重」而過度傾斜地,矯枉過正地排斥了詩的抒情性和象徵性,便形成了一種非詩甚至反詩的傾向。他們最大的困境是把敍事當作詩的本質,而未認識到「敍事」只不過是一種書寫策略,一種詩的表現手法。詩人大多知道,西洋史詩採用的即是一種結構龐大的敍事體,只見敍事不見詩,詩被消滅於離離落落的散文語言之中,故這種史詩形式早就被現代詩所取代。我國古典詩中也不乏以敍事手法寫的詩,如李白的《長幹行》,杜甫的《兵車行》,韓愈的《石鼓歌》,以及崔顥的: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
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都是敍事詩。其實我也寫過一些敍事詩,如這首《窗下》:
當暮色裝飾著雨後的窗子
我便從這裏探測出遠山的深度
在窗玻璃上呵一口氣
再用手指畫一條長長的小路
以及小路盡頭的
一個背影
有人從雨中而去
只不過崔顥與我的敍事詩表現的乃是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情共感。這兩首詩的語言結構因戲劇手法的穿插而凸顯其無限的張力,絕不像時下所讀到的敍事詩那樣的婆婆媽媽,瑣瑣碎碎,口水橫飛。
檢討今天新詩的弱勢和邊緣化,如從另一角度來看,胡適當年的某些詩的革命主張遺害不淺,譬如他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一筆抹去了詩與文的界線,一掌推倒了中國數千年累積的精緻意象,隱喻的想像魅力,和詩性語言之美。胡適主張詩的大眾化,平民化,敍事詩派推波助瀾,結果把漢詩貶抑為極度低俗的散文化。
這種現象看在詩人兼評論家沈奇的眼中,也不勝感歎。他在《重涉:典律的生成》一文中(見北京《新詩界》第四卷)有一段話,對當前大陸詩壇的時弊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看法,可說深中肯綮,甚獲我心,他說:
格律淡出後,隨即是韻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後,隨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負面效應尚未及清理,鋪天蓋地的敍事又主導了新的潮流,口語化剛化出一點鮮活爽利的氣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傾瀉所淹沒。由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繼由推為時尚的故事性與口語化詩歌寫作,可以說是自新詩以降,對詩歌藝術本質一次最大的偏離,至此再無邊界可守,規律可言,影響之大前所未有。
近年來,不論在文章中,演講與座談會中,我都不遺餘力地為久已失落的漢語詩歌之美招魂,大聲疾呼把它那些純粹、精練、氣勢、神韻、意境、象徵、隱喻、妙悟、無理而妙、反常合道、言外之意、想像空間、多義性、朦朧美等詩的素質找回來,讓讀者在真正的詩中迷醉,沉思,讓詩的數量降低一些,詩的品質提高一些。這正是我對沈奇「重樹典律,再造傳統」之說的回應。在最近的拙作《創世紀的傳統》(見創世紀五十周年紀念特輯)一文中,我曾談到:「創世紀五十年來先跋涉過西方現代主義的高原,繼而撥開傳統的迷霧,重現古典的光輝,並試著以意象、象徵、超現實諸多手法,來表現中國古典詩中那種獨特之美。經過多年的實驗與調整,我們最終創造了一個詩的新傳統——中國現代詩。」
這裏我所謂的新傳統,其實就是一種新典律的建立。新典律一個明顯的性格就是創新,求新是它的指標之一,但新典律不能只一味地求新,而忽略了求好,當下許多年輕詩人一腦門子的求新求變,寫出來的詩光怪陸離,在後現代的旗幟下興風作浪。但「新」並不等於「好」,「新」一夜之間可成,而「好」則非經過長時間的淘洗與錘煉不可。
我經常在思考,既然「敍事」只是詩的表現手法之一,一首敍事可不可以寫得像一首詩?換句話說,能不能像詩一樣具有想像空間和藝術感染力?或者僅僅是一堆廢話。我的認知是:一首美學意義下的敍事詩,至少應具備三個特性:一是處理手法要冷靜、客觀、準確。首先排斥的是激情,由於淡化了鮮活的意象,自然更不應有超越物象的濫情,更重要的是詩人如何把握觀察事物的準確度,盡可能提高一首詩的可知度,減少一首詩的可感度。其次是借用戲劇手法,敍事詩的語言基本上是缺乏張力的散文語言,戲劇手法有助於結構與氣氛上的張力的增強。胡適的詩學觀點雖大有問題,不過他認為一首好詩中都有情節(plot),倒是說到點子上,因為「情節」正是戲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前面提到崔顥的詩和我那首《窗下》也正是以生動的情節取勝。三是敍事詩背後必須具有深刻的內涵,譬如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與宇宙的觀照等,否則這種敍事詩勢必流於庸俗與空洞。現請看下面這首《蒼蠅》,我認為它頗能符合上述三個特性:
蒼蠅
一隻蒼蠅
繞室亂飛
偶爾停在壁鐘的某個數字上
時間在走
它不走
它是時間以外的東西
最難抓住的東西
我躡足追去,它又飛了
棲息在一面白色的粉牆上
搓搓手,搓搓腳
警戒的複眼,近乎深藍
睥睨我這虛幻的存在
揚起掌
我悄悄向它逼近
搓搓手,搓搓腳
它肯定渴望一杯下午茶
它的呼吸
深深牽引著宇宙的呼吸
搓搓手,搓……
我冷不防猛力拍了下去
嗡的一聲
又從指縫間飛走了
而,牆上我那碎裂沾血的影子
急速滑落
一位朋友讀完《蒼蠅》之後對我說:「這首詩寫得相當冷靜,真夠狠、穩、準。」他一句話就把我處理這首詩的特殊手法道破。多年前,我曾想為自己建立一種「冷詩」的風格,我的「冷詩」觀念倒不拒絕隱喻,也不忽視意象的有效經營,只專注一點,即盡可能控制情緒的氾濫。當然詩人不是數學家,筆下不帶一點情感是不可能的﹛但學習如何把激情透過意象使其冷卻下來,卻是一個詩人必修的課程。基本上我大部分的詩都可列入「冷詩」之類,一九五六年寫的《窗下》是一個例子,四十八年後(亦即二○○四年)寫的《蒼蠅》是另一個例子。這類詩的敍事性主要建立在「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戲劇手法上,《蒼蠅》這首詩如沒有最後兩行戲劇性的逆勢操作,必然會像讀一篇平鋪直敍的散文那樣寡味。
就內容而言,《蒼蠅》可說是一首以敍事手法寫的生態詩。身為一位詩人,或者說當我處於寫詩的最佳狀態時,我會以極度冷靜的靈視,一種內在的看見來觀察一向被人類鄙視厭惡的小動物,曾當作詩的題材的有螞蟻、蟑螂、蟋蟀、蚯蚓、蛇蠍,以及這只被人類非理性地視為世敵的蒼蠅。在宇宙萬物中,在神和詩人的眼中,蒼蠅也是一個生命,雖然偶爾會傳染疾病,但它不是有意作惡,卻不幸成了人人喊打,除之而後快的對象。人從不考慮一隻蒼蠅在整個自然生物結構中的地位,事實上,消滅蒼蠅是會影響生態平衡的,所以我把這首詩作為一種反諷的隱喻來處理,當我悄悄地逼近,並揚起手掌準備把那只悠然自在地棲息在牆壁上的蒼蠅打死,結果蒼蠅飛走了,被擊碎的,打得滿身沾血的,竟是我自己——那貼在牆上的影子。
蒼蠅雖身份卑微弱小,卻是一個安詳而無辜的存在,而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卻是人的專橫與殘暴。最後我採用的戲劇手法可說是一個暗示,提醒我們應該有反思,如何善處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
不錯,《蒼蠅》是一首可歸類為知性的詩,不過對我這樣的詩人而言,這類詩的負荷未免太沉重了些,這不是我一貫的詩觀詩風,我旨在借用《蒼蠅》這個題材來說明我對敍事詩的看法,如此而已。
(文章來源:http://qkzz.net/article/5994d598 ... -5bb7306c6901_2.htm)全刊雜誌賞析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