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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一些關於工資的故事,其實都是我自己的故事。
1966年夏天,我第一次做暑期工,朋友介紹我到中環安樂園餐室做廚房雜工,朝八晚九,包食宿,無假期(每月可酌情申請半天假),月薪90元,每月10元理髮津貼,每天送外賣有幾毛錢外快,一個月約有十元八塊,做了兩個月,足夠開學之用,還有幾十元零用。
1973年夏天,我最後一次做暑期工,起初做紗廠(輪班,中班下午三時到晚上十一時,夜班晚上十一時至早上七時),日薪9元,每周放假一天(無薪),有勤工獎(不遲到、不曠工),月入約280元。
工資是勞動力的均衡價格?
約一個月後看到街招,電子廠招聘條件比紡廠好得多,日薪11-12元,每周有薪假期一天,也有勤工獎,還有廠車接送,廠方每月搞一次員工活動(郊遊燒烤、舞會),月入約350元,轉工除了因為工資較吸引,更因為不用當通宵更,工作環境也舒適得多--有冷氣,清靜,可以聽收音機。
六十年代末也做過假髮廠,起初一星期沒工資,跟熟手技師學「打髮」(把收購得來的頭髮用固定的金屬釘齒「梳」順),學會了,計件工(按成品的重量計算),起初日賺十多二十元,熟手後,日賺三十多元,勤快些月入千元;可惜好景不常,山寨廠愈開愈多,過度生產之下,假髮業不久便式微了。
這些暑期工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工資基本上由市場决定,不是老闆的恩賜,也不直接是談判的結果,而是以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供求均衡工資論」為基礎,也就是說,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是最有效市場決定機制--工資正是勞動力的均衡價格,亦即勞動的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之間互相均衡的數值。
香港經歷了「獅子山下」的歲月,經濟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期,繼而工業北移,進入潘慧嫻(Alice Poon,70年代末在地產界任要職) 論述得毫不偏激的《地產霸權》時代,整個資本基調都變了,「供求均衡工資」的理論對香港也因而變得不合時宜了。但我依然想說一些關於工資的故事,其實都是我自己的故事。
第一份編輯(兼記者)工作是在1975年找到的,試用期月薪600元,交通津貼100元,試用期滿月薪加了100元);到了1978年左右,左派出版機構大幅加薪,基層編採人員月薪由四、五有元大幅增至七、八百元,影響所及,我的月薪也調高至1100元。
1993年是編採人員的黃金歲月,報刊進入電腦排版時代,新的編採流程取代了舊的,掌握了新技術的編採人員薪酬急升,舉個極端的例子,一名大學生當周刊記者,入職時月薪11000元,試用期滿,月薪加至12000元,翌年四月獲加至16000元,加幅達33%;一年後,再獲加薪30%,月薪20800元,但另一份周刊以月薪24000元挖角,一名入職不足兩年的周刊記者薪酬翻了一番,便如此這搬被挖走了。
這是另一種談判,一種臨時的市場機制,不管健康或不健康,就像年宵市場裡的一盆桔的價格,是「適時的格價」,它的「時間值」必然遞減。這些工資的故事證明了一個事實:要是偏離了市場機制,無論叫價有多高,終會逐步打回原形。富士康的非人化管理及其非理性仍加薪故事,亦作如是觀--千萬不要迷信「財富下滲」的神話,資本家不會無緣無故給員工大幅加薪,只會用大量片面的理由壓抑工資:要向股東負責、會削減視爭力、會轉嫁給消費者......
連慘叫也沒一聲的勞動者
這些工資的故事讓我想起一首詩,叫做《白晝的史詩》,作者西草較早時贏得秋螢新人詩獎,詩分三節,第一節寫的是農業時代:「我是光明正大的太陽�今天看到了一個農夫�用鋤頭斲斷了一根自己的腳趾�他喊:『慘啦慘啦!……』�我想:『怎麼慘叫聲都一樣?』�事件發生在白晝」;第二節寫的是工業時代:「我是光明正大的太陽�今天看到了一個工人�被機器切斷了一根自己的手指�他喊:『慘啦慘啦!……』�我想:『怎麼慘叫聲都一樣?』�事件發生在白晝」;第三節寫的是服務業時代:「我是光明正大的太陽�今天看到了一個寬帶推銷員�被第n個路人拒絕�他說:『沒關係。太感謝你的時間了!』�我想:『怎麼慘叫聲不一樣了?』�事件發生在白晝」。
這首詩高度概括了三個時代的勞動者的處境和生態--香港的農業和工業就早式微了,基層勞工大多都是此詩所說的寬帶推銷員(到旺角行人道看看吧,還有大量不同消費推銷員)、像《天水圍的日與夜》裡的超市或連鎖店售貨員、滿街食肆的服務員、外判制度下的保安員、清潔工……最核心的問題是不可迴避的,這些連慘叫也沒一聲的勞動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忍啞了很久,他們的工資是怎樣釐定的?
立法會終於在馬拉松式辯論下通過了《最低工資條例》(不是41小時的各自表述,而是長達+年的抗爭),但最低工資仍是未竟之業。法例通過了,遠遠不是任何人的勝利,只是對嚴重傾斜的市場作出某種形式的制約--如果土地和人力是香港最重要的資源,在土地有限而人力過剩的條件下,結果只有一個:商場、食肆及消費場所的經營者沒有能力跟地產商討價還價,沒有能力向高昂的租金說不,就只能剝削連慘叫也沒一聲的勞動者。
資本與工資漸漸形成了「富士康悖論」:資本以滾雪球的態式無休止地滾大,「合理利潤」也隨之而無休止地滾大;但工資卻由資本雪球及其「合理利潤」的動力,變成阻力。所有工資的故事都告訴我們,當一個社會不斷追求高增長、高回報、高評級、高效率,工資就必然變成另一個悖論:它被認定為競爭的阻力、通脹的導火線。
最低工資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也是一個悖論:它既不能偏離市場機制,也不能在日漸敗壞的市場生態下再信任已經失效的機制,對一個由於政策嚴重傾斜而形成貧富極度懸殊的社會來說,最低工資遠遠不是靈丹妙藥,最終無論訂出預期的上限或下限,吃苦的依然是連慘叫也沒一聲的勞動者。
當推土機連大浪西灣也有錯殺無放過,當小企業的經營者也成為高地價、低工資的受害人,那就正如林行止所言:「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因為經濟起飛前的「供求均衡工資」理論早已不合時宜了,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只有呎租破世界紀錄的鬧市旺舖(賣的只是八元一串的勁辣魚蛋),只有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仍不足糊口的可恥工資,再沒法在地價與工資之間量度出一個「黃金比例」了。
2010.7.21 信報 ∣ i-See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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