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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的孔子凝視奧斯陸的一張空凳，他老人家看見了什麼？他看見的太多太多了，真是一言難盡（可往往被「一言」定音，例如昔時「批孔」、「打倒孔家店」，今時「尊孔」，孔子學院遍天下），此時此刻，歷盡劫波的老先生要是在出門之際被記者攔「咪」截問，也許他只能借古說今，說來說去都是一個「禮」字吧，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個關於「禮」的故事。
老先生說的是古語，大概需要即時傳譯吧，他大概會說：「管仲這個人是太小器了！」（「管仲之器小哉！」）何以見得呢？他會這樣告訴一眾記者：「國君在大門前樹立屏風，管仲也照樣樹立屏風；國君為兩國的友好會晤而設置几案，管仲也照樣設置几案，這就於禮不合了。」（「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按照老先生「克己復禮為仁」的準則，要是認同管仲知禮，那麼天下間還有誰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複製」一套別人的辦法
老先生出生時，管仲已去世九十四年，他在記者面前列舉管仲不知禮的事實，用意大概不在於重「禮」而輕「法」，他老人家只是想說，管仲本來想「複製」一套別人的辦法，偏偏做得不夠「克己」，倒變成了不倫不類，跡近滑稽的「克隆」（clone），那就是不能「復禮」，是為「不仁」。
老先生大概只懂「五常」之「信」（「民無信不立」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還弄不清楚「信用評級」（credit rating）是什麼東西，可他心裏有一把衡量「信」為何物的尺，當記者都覺得「冇料到」，一哄而散之際，他其實還有話要說，他想從管仲仿效國君所涉之「禮」，說到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仿效西方評級機構所涉之「信」，從而說明「另起爐灶」至少要有「禮」和「信」的基礎，「不知禮」而「無信」，就會造成「不立」、「不知其可也」的局面了。
當北京的孔子凝視奧斯陸的一張空凳，他老人家還會想到什麼？老先生大概還會想到一個關於「權」的故事：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先後說了三種對應之策：其一是「賤不能臨貴」，其二是「貧不能使富」，其三是「疏不能制親」；然而，賤者貴了（管仲當了上卿），貧者富了（賜之市租一年），齊國依照「不治」，最後疏者親了（立管仲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但孔子他老人家卻有此評說：「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在老先生看來，「管仲之賢」端賴「三權」（由賤而貴、由貧而富、由疏而親），如此這般的法家之治，既「不知禮」，亦「無信」，復「不仁」（「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他大概會這樣想，首先且不必理會「批孔」或「尊孔」，光光是這「兩不一無」（唉，他老人家竟也不自覺習染了這種當下滿有「中國特色」的語言風格），不就是「不治」之症的病源嗎（「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當北京的孔子凝視奧斯陸的一張空凳，他看到的還有「親」與「疏」兩個陣營，凡「親」我者都缺席了，凡列席的都是「疏」我者──在他看來，這兩個「凡是」（唉，又是滿有「中國特色」的語言風格）不免怵目驚心，老先生心裏是明明白白的，可他有口難言，他老人家心中自有一套「親疏觀念」，是不同於法家的，在「禮」、「信」、「仁」以外，他還有另一準則，稱之為「義」──他大概會想起魯昭公二十八年，他三十八歲，聞晉魏獻子（名舒）執政，舉賢才不論親疏，便認定那是「義舉」：「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反過來說，要是近而親，遠而失舉，可謂「不義」。
「冷戰思維」一夜復辟
他老人家就是不明白，這個本來「在商言商」的世界，在一夜之間，何以復辟了一套似曾相識的「冷戰思維」？老先生心想，這些年來以我之名在全世界廣設杏壇，可就是從來沒有好好學習，也沒有讀懂我的語錄，不是早就說過了：「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親近、厚待）也，無莫（漠，疏遠、冷淡）也，義之與比。」都沒有讀懂「親疏辯證」與「義者，宜也」的涵義，那就更不可能了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意思了。
當北京的孔子凝視奧斯陸的一張空凳，我們從中看到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倒懸的世界──那是一個以孔子之名反孔子之義的世界，亦即一個近精神錯亂、瀕臨歇斯底里的瘋狂世界。在美日、美韓持續軍演，而韓日持續心裏「有疾」的一個崩缺了的三角圍堵下，如何能理性地解讀儒家學說所論的「義者，宜也」？
此時此刻，當我們在電視新聞看見日本首相菅直人誇誇其談：在朝鮮半島發生情況時，將與南韓協商派遣自隊拯救旅韓日人的方案；南韓即時強烈反彈，指日本派遣自隊讓人聯想起舊日軍的侵略行徑，如此協商本身會讓人誤以為戰爭已經逼近，又指出菅直人此番發言令人費解；於此我們忽爾明瞭：這些「類戰爭思維」原來早已瀰漫於這個日趨非理性的世界，彷佛戰爭早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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