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ros ：身體與棲居

葉輝

1. 《Kairos：身體、房子及其他》這本書早於2005年就以另一個書名編排好了，理論上，它連同好一些從未出版的書稿（以及一些未竟的夢想）將永遠封存於青文主人羅志華的電腦筆記本內——原來這位「活在書堆下」的出版人已然辭世三年了。

　這是一本「說書」的書，收錄了九篇文章，都是為朋友的書而寫的序言，其中有五篇所論的五本書——鍾國強的詩集《生長的房子》、洛楓的詩集《飛天棺材》、王良和的小說集《魚咒》、謝曉虹的小說集《好黑》、陳汗的小說集《滴水觀音》，正是「青文出品」。如今想來，上述五書似乎沒有一本是順產的，每一回都彷彿歷盡出版前的垂死掙扎與連番「假陣痛」，可在一回又一回瀕臨夭折的絕境中絕處逢生，讓我有幸旁觀一個接一個奇蹟的誕生——如此這般的奇蹟，我稱之為 Kairos。

　Kairos作為西方詩學或語言學的一套「修辭發明術」或「修辭變形術」，永遠是變動不居的，一如「易」（「屢遷，變動不居」）；一如「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也」），乃某種精神上的機遇，讓一個人在生與死的邊沿，在愛或不愛的邊界，在to be or not to be的懸而未決的當下，忽爾忘乎所以而了悟，彷彿通靈開竅——此所以它Kairos只可參悟，不宜強解。

　是一個又一個在生死徘徊的處境中誕生的Kairos，那是說，這五本書，以及此書所論說的崑南詩集《詩大調》、陳滅詩集《市場，去死吧》、也斯小說《剪紙》，在我看來，都是香港文學在日漸敗壞的生態中掙扎求存、因而彌足珍貴的Kairos。

2. 英國的拉丁文詩歌專家威廉費茲格羅（William Fitzgerald）《在不肯認輸的詩歌》（Agonistic Poetry）一書指出：Kairos處於Koros的對立面——Koros（飽厭、傲慢）對希臘詩人品達（Pindar）而言，乃一種創作精神的過渡狀態，那是要喚醒詩人的心智，從而讓詩人對Kairos有所感悟；兩者最主要的分別在於一個「臨界時限」（critical moment），Koros是一個「無時間處境」，而Kairos則處於「時間內部」而不可避免地永遠與時間相涉。

　這種「不肯認輸」的詩力也許還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譬如「我城」的種種不計成敗的抗爭，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乃至「良心反抗」（conscientious objection），從精神上的保育乃至跟「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對峙，與之誓不兩立；又譬如洛楓在《飛天棺材》的自序所說的「阿拉貝斯克舞步」，從「學習平衡」（失控、滑倒）到忽爾頓悟，在溜冰場上以一足滑行，恍若凌空飛翔的「身體詩學」（poetics of body）。

　〈身體詩學〉為王良和小說集《魚咒》而寫。身體當然不僅僅是肉身，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率先向重心靈而輕身體的成見說宣戰，對他來說，身體乃一切思考的起點，因此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第一章〈三種變形〉（The Three Metamorphoses）有此奇想化的寓言：「我要告訴你有關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如何變成駱駝，駱駝如何變成獅子，最後獅子如何變成孩童」，駱駝背負重任而邁向荒漠，獅子欲以意志主宰荒漠，最後唯有天真而善忘的孩子才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遊戲，一個自轉的旋輪，一個原始的動作，一個神聖的肯定……」

　尼采為更在第四章〈身體的輕蔑者〉（The Despisers of the Body）借查拉圖斯特拉的聲音「向身體的輕蔑者說幾句話」：「我並不希冀他們學會或教導新鮮的方法，我只請求他們告別自己的身體——而成為啞巴。」繼而讓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就是肉體，與靈魂。』——小孩如是說。而一個人何以不應該像孩童般說話？」「但甦醒者、會意者說：「我整個人都是身體，而再無其他；靈魂只是身體某部分的名稱。」「身體是一個大睿智，一個只有單一意義的眾數：戰爭與和平，羊群與牧者。」因為身體「不言自我，只履行自我」。

　根據柏拉圖（Plato）在《會飲篇》（Symposium）的對話描述，克里底亞（Critias）到了九十歲，還是從少年克里底亞的「觀念倉庫」中提取記憶的庫存；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記憶學》（Anamnesis）指出：一個人憶述的存在秩序亦即此人童年意識成形的秩序——他記憶，因為他拒抗遺忘，而他最不可遺忘的，並不是童年的快樂時光，而是童年的痛苦經歷，隨年事漸長，少年時代驚喜的始原經驗或會因時間而變形，年邁的克里底亞終於從中找到的記憶通道，可能只是通向一個世俗與超驗互相滲混的「異境」（extraordinary realms）。

3. 「房子」作為隱喻，當然不僅僅是指向建築，更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論說的「棲居」（Wohnen），此所以我刻意將書名的「房子」譯為dwelling。海德格爾在〈建築．棲居．省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區分了建築（建造、築造）與棲居的本質，而棲居乃是「終有一死之人」；賴以生存的基本特質，從而多所論證而覺知以下三點：其一：建築乃是真正的棲居。其二：棲居乃是「終有一死之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其三：建築作為棲居，開顯了養育萬物賴以繁衍的建築，以及建造一切建築物的建築。

　據此，海德格爾指出：「終有一死之人」既「在大地上」、也「在天空下」，兩者俱意指「存留於眾神面前」，以及「歸屬於人與他人之存在」——於此，天、地、神、人，乃「四位一體」。他又據語源學論證棲居的本質，那就是免於侵害和危險、達致「和平」與「自由」的「守護」，而「守護」的精神「貫通棲居的整個範圍，一旦我們考慮到，人的存在基於棲居，並且是作為終有一死之人駐留在大地上，這時候，棲居的整個範圍就會向我們顯示出來」。

　海德格爾對「建築」與「棲居」多所省思，從而指出：建築之所以歸屬於棲居，是由於建築的本質是「讓棲居」（letting dwell）；因是之故，「惟當我們能夠棲居，我們方能夠建築」；他為此文所作的「總結陳詞」，堪作鍾國強詩集《生長的房子》的極終注釋，此時此刻，我們的城市瀰漫「無家感」（homelessness），此番陳詞尤其值得只知建築而不知棲居的港人深切反省：

　「……棲居的真正困境並不僅僅在於住房匱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戰爭和毀滅事件更古老，也比地球上的人口增長和工人狀況更古老。真正的棲居困境乃在於：終有一死之人總是重新去尋求棲居的本質，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要是人的無家感就在於還根本沒有將真正的棲居困境當作這種困境來思考，那又會怎樣呢？而一旦人去思考無家感，它就已然不再是甚麼不幸了。正確地思之並且好好地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把終有一死之人召喚入棲居之中的唯一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