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占飛：亞洲文學獎敲響港文化界喪鐘

心雪

亞洲文學獎敲響港文化界喪鐘(20110321《信報》文章節錄，作者占飛)



畢飛宇的《玉米》（Three Sisters）勇奪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信報》文化版上星期五已經報道過，這裏要談的是這件事的文化意義。大陸作家第三次得獎，而香港作家今次甚至連最後入圍的資格也沒有，對香港人來說，應該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香港藝術和文化的競爭力大不如前，如再不想辦法變身，就快連做大陸的「阿二」都沒有資格了。

評價和界定藝術是一種包括創作者、經紀人、展覽商、傳播者、消費者和收藏家等在內的集體工作。藝術是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種集體標準。香港的藝術作品（例如王家衛的電影）曾經在國際藝壇上發放過耀眼的光芒，但它畢竟只是一個特定而短暫的歷史契機所造就的文化奇迹而已。


外憂兼內患 港自毁長城

回歸之後，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但面對西方、面對國際，卻沒有能力將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經驗轉化為一套宏大敍事或者國族寓言，以滿足西方對中國的期待和視野。我們有的只是一套關於香港的敍述，可惜的是，這套呈現現代性風貌與經驗的創作，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早已成為陳腔濫調和一種供過於求的商品。它沒有像中國的藝術創作那樣得到強勢西方文明的欣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這正是香港在九七之後「外憂內患」的文化危機。所謂「內患」，指來自大陸的影響和競爭。香港電影逐步向大陸的市場和口味靠攏而慢慢失去它的本土性和獨特性，還可以說是「自投羅網」甚至「自毀長城」；但愈來愈少本地的畫廊展覽和收藏香港畫家的作品，以及在國際拍賣會上中國畫家的作品售價屢創新高，而大部分香港畫家的作品卻無人問津，卻完全反映了香港藝術工作者今日面對的問題：在中國藝術於世界崛起的大環境下，如何在國際藝術舞台上佔一席位，或至少贏得幾句台詞？

所謂「外憂」，指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挑戰，例如令很多香港人咬牙切齒的菲律賓。

兩年前，當時年僅三十一歲的菲律賓作家Miguel Syjuco的Ilustrado奪得第二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這部小說以一條河上浮屍展開序幕，情節橫跨一個家族四代的歷史，以及菲國一百五十年來分別被西班牙人、美國人與菲律賓人自己統治的滄桑國家史，野心不可謂不大。又一次證明，在使用英文作為創作語言這方面，香港作家不但無法與同樣曾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相比，甚至較之經濟實力遠遠不如的菲律賓，也早已瞠乎其後。


亞洲文學獎敲響港文化界喪鐘 浸大惟恐瓜田李下 有威唔敢晒

...畢飛宇的《玉米》（ Three Sisters）勇奪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 ian Literary Prize），《信報》文化版上星期五已經報道過，這裏要談的是這件事的文化意義。大陸作家第三次得獎，而香港作家今次甚至連最後入圍的資格也沒有， 對香港人來說， 應該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香港藝術和文化的競爭力大不如前，如再不想辦法變身，就快連做大陸的「阿二」都沒有資格了。

評價和界定藝術是一種包括創作者、經紀人、展覽商、傳播者、消費者和收藏家等在內的集體工作。藝術是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種集體標準。香港的藝術作品（例如王家衛的電影）曾經在國際藝壇上發放過耀眼的光芒，但它畢竟只是一個特定而短暫的歷史契機所造就的文化奇而已。


外憂兼內患港自長城

回歸之後，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但面對西方、面對國際，卻沒有能力將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經驗轉化為一套宏大事或者國族寓言，以滿足西方對中國的期待和視野。我們有的只是一套關於香港的述，可惜的是，這套呈現現代性風貌與經驗的創作，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早已成為陳腔濫調和一種供過於求的商品。它沒有像中國的藝術創作那樣得到強勢西方文明的欣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這正是香港在九七之後「外憂內患」的文化危機。
...
所謂「內患」，指來自大陸的影響和競爭。香港電影逐步向大陸的市場和口味靠攏而慢慢失去它的本土性和獨特性，還可以說是「自投羅網」甚至「自毀長城」；但愈來愈少本地的畫廊展覽和收藏香港畫家的作品，以及在國際拍賣會上中國畫家的作品售價屢創新高，而大部分香港畫家的作品卻無人問津，卻完全反映了香港藝術工作者今日面對的問題：在中國藝術於世界崛起的大環境下，如何在國際藝術舞台上佔一席位，或至少贏得幾句台詞？

所謂「外憂」，指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挑戰，例如令很多香港人咬牙切齒的菲律賓。

兩年前，當時年僅三十一歲的菲律賓作家MiguelSyjuco 的Ilustrado奪得第二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這部小說以一條河上浮屍展開序幕，情節橫跨一個家族四代的歷史，以及菲國一百五十年來分別被西班牙人、美國人與菲律賓人自己統治的滄桑國家史，野心不可謂不大。又一次證明，在使用英文作為創作語言這方面，香港作家不但無法與同樣曾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相比，甚至較之經濟實力遠遠不如的菲律賓，也早已瞠乎其後。


諾獎得主妻展覽不張揚

浸會大學為慶祝成立創意研究院（Institute ofCreativity）舉辦的四場公開講座星光熠熠，三個講者，包括港人熟悉的楊振寧在內，都是大名如雷貫耳的諾貝爾獎得獎者；唯獨是與講座於同一期間舉行，也屬慶祝活動一部分的一個攝影展覽，飛的卻是一個不見經傳、名為「MuKha」的女士。在宣傳刊物和報紙廣告中，浸大僅稱她為「知名藝術家」（renowned artist），而沒有提供其他資料。這豈止不尋常，簡直可疑。浸大建校五十五周年，又成立創意研究院，仲唔大晒冷和sh ow quali 等幾時？於是我上網找這個「renownedartist」的資料，卻竟然遍找不獲。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明查暗訪，終於給我發現了一個大秘密。

原來這位女士的丈夫，不是別人，正是今次有份演講的1981 年諾貝爾獎得主、現年八十七歲的瑞典籍的國際眼科權威Torsten N. Wiesel 教授的夫人。所謂愛屋及烏，MuKha 女士因為得到浸大特別照顧而火速「升呢」，不算是什麼稀奇事情。浸大不欲張揚，也許是不想給人「自己友玩晒」的印象。

這未免杞人憂天。在曾蔭權的「強政勵治」下，香港早已由一個「精英統治的社會」（meritocracy）變成一個凡事皆講關係，沒有對錯、好壞，只有親疏、敵我的「自己人社會」（insider society）。特區政府的很多政治任命，都有濃厚的「自己人色彩」。其中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是曾蔭權提出的「政黨親疏有別論」。

所謂親疏有別，就是要分清楚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然後重用自己人，將外人排斥於權力的核心之外。曾蔭權站於權力的高峰，以最高政治領袖的身份提出這套「親疏論」，可以說是正式公告天下：香港是個不折不扣的「自己人社會」，並且不會為此向任何人道歉。

我並不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對香港的殖民地主人更一點好感也沒有。可是，無可否認，英國人對按規則行事的堅持，以及對才智和能力的重視，是香港在其管治的一百五十年內得以締造繁榮、安享穩定的主要原因。反觀今日的香港，才幹和能力不再是成功的入場券，它的重要性已被利益關係和人際網絡所取代。你想做什麼人，就要跟什麼人有聯繫。在政界、商界、學術界，以至文化界，牆內牆外壁壘分明；你不是自己人，就一定是外人。自己友關照自己友，香港人早已見怪不怪，浸大自己又何須唔好意思？

《信報》這篇文章，有幾點是值得拿來討論。
其一：拿這個曼氏小說比賽，作為衡量香港文化之不足，請問恁什麼理據？
其二：這個比賽，參選作品必需是英語，香港作家絕大部分都是以中文創作為主，以少量英語寫作的人
來代表香港文化水平，未免有點可笑吧。
其三：文中稱未有香港作家入圍，好想知道落選的香港作家是那幾位，他們有資格代表香港文化嗎？
其四：“回歸之後，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但面對西方、面對國際，卻沒有能力將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經驗轉化為一套宏大敍事或者國族寓言，以滿足西方對中國的期待和視野。我們有的只是一套關於香港的敍述。。。。”很可笑，點解要滿足西方呢？西方是我們的老板，是我們的情人嗎？有的只是一套關於香港的敍述，有例子舉出來嗎？香港的敘述又有什麼不妥呢？
其五：是不是英文比賽才可以代表最高的水準？或這個獎是唯一的一把尺？若是，那麼，這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落選，豈不是等於說日本文化水平下降了？
此文的作者，對於香港文化境況一知半解，隨手亂寫，一個這樣的香港人代表香港文化說話，姑勿論外人會否看到，才是羞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