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作家一輩子為“家”困擾

心雪

《移民作家》封面

索爾仁尼琴

林語堂

他們身居海外，但仍然有義務、有責任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說話

　　昆德拉言：“生活在別處。”當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赫塔·米勒獲獎）出爐，有人驚呼：又一個“移民作家”。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並兩次獲得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的華裔新移民作家哈金，就寫了一本揭示移民作家生存狀態和心境的書《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不久前，該書被翻譯成中文，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改名為《在他鄉寫作》），在台北國際書展引起熱議。

　　既然回不了“家”，那就借助於筆和紙，構建一個屬於自己的新“家”。哈金通過自身的移民體驗，多年的敏銳觀察和對歷史上移民作家的深入分析，道出了全球化時代移民作家對故鄉和祖國的新概念。

　　身居海外，卻要做本民族的代言人

　　與哈金已有的出版物不同，《移民作家》是一本評論集。2007年，受美國萊斯大學之邀，哈金在那裏做了系列講座，講稿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8年結集出版。

　　在前言中，哈金指出：“我這兒選擇migrant一詞，是想盡可能地涵蓋所有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的人，無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包括那些流亡者、移民和難民。” 在他看來，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很難區分，因為作家的國籍是“次重要的”，而作家的寫作藝術才是他“真正的通行證”。

　　對於移民在外的人來說，“家”帶有更多的內涵，“家”不僅指個人之家，它更多地指故鄉、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民族。作為文學創作者，他們雖然身居海外，但仍然有義務、有責任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說話。哈金認為，移民作家應成為本民族的代言人。他用俄羅斯作家、197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和中國作家林語堂為例來闡釋這一觀點。

　　索爾仁尼琴曾由於對本國社會現實的不滿和過激言行而先後兩次流亡海外。在長達20多年的流亡生涯中，他一直堅守著一個信念：為自己的祖國寫作。他拒絕加入美國籍。他堅信，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穿越障礙回到祖國。他的長篇小說《癌病房》、《第一圈》等都無法在當時的蘇聯出版，只能在其他歐洲國家發表。儘管要通過翻譯才能傳達給國內讀者，但這些作品最終都成為本國人民所熱愛和讚美的文學佳作。

　　林語堂移居美國後，在中國落後、貧窮、飽受日本人侵略的情況下，在西方充當中華民族的代言人。他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文化：孔子的智慧、道家的思想、文學經典、中國人的生活習慣等，充當了中西方相互了解的橋梁。林語堂流亡海外，晚年未能實現回國的願望，在台灣定居，客死香港，作為流亡作家這是他的一大遺憾。然而，他的優秀文學作品卻能穿越時空回到故里，其《京華煙雲》被改編成電視劇，受國人熱捧；其作品也一版再版，深受國人的歡迎；其家鄉福建漳州為他建起博物館……哈金說：“正是他的文學作品為他的回歸鋪平了道路，只有借助文學作品，一個流亡作家才能真正回到祖國。”

　　用他國語言創作，動機不單純

　　用什麼語言創作成為流亡作家艱難的抉擇。

　　俄裔美國詩人布羅茨基認為，一個移民作家用他國語言書寫，要麼出於極度需要，像康拉德；要麼出於某種強熱的野心，像納博科夫；要麼出於對祖國的疏離，像貝克特。哈金則認為，“事實上，一個作家的創作動機是混雜的。對於一個用他國語言創作的移民作家來說，需要、野心和疏離這三種情形同時存在”。

　　康拉德給人的印像是，寫作完全是出於需要，但事實上也體現了他一直想成為重要作家的野心。他用英語創作，一是要趕上福樓拜，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與亨利·詹姆斯平起平坐。他的真正追求是諾貝爾文學獎。納博科夫創作是為了逃離他的語言，他認為俄語已奄奄一息，缺少生機，因此他轉用英語書寫。而哈金自己作為移民作家用英語寫作，照他自己的說法完全是為了生存：一是為了謀生，另一個就是為了活著——使得生活變得有意義。

　　然而用他國語言創作並非易事。由於語言上的障礙，大部分移民作家的作品不夠生動，缺乏幽默、睿智話。康拉德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移民作家，但是納博科夫認為康拉德的語言比較中性化，缺乏深度，因此對其不屑一顧。納博科夫在某種意義上駕馭了英語語言技巧，作品中不失幽默、諷刺等高超的語言遊戲，哈金認為納博科夫在英語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也是移民作家追求的較高境界——打造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在他國語言中尋得一席之地。

　　對於移民作家而言，用他國語言創作儘管存在諸多劣勢，但也有其優點。哈金曾說：母語給他提供了不竭的資源；在使用英語創作時又因需要不時地戰勝困難，逐步駕馭他國語言，因而也會得到一種愉悅。除此而外，他還會以一種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這種語言，使自己成為一個客觀的觀察者。

---

轉載自：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 ... /07/110s28087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