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 也斯談香港文學往事

心雪

也斯即梁秉鈞，1948年出生於廣東新會，現為香港嶺南大學講座教授。他是詩人、作家也是香港文學研究學者。在香港，只有也斯其個人的成長、寫作經歷和香港這座城市六十年的發展如此緊密相連。

在創作上，也斯的上一部作品是去年出版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在十二個相互關聯的故事裡，也斯試圖在創作上回到香港本土說故事的傳統，用慾望感官去觸及回歸十多年的港人生活；在學術上，梁秉鈞花了大量氣力去梳理1950年代香港文藝的各個面向，本土的、西方的、雜糅的、傳統的等等，都構成包括文學在內香港文藝在1950年代的各個面向，而這樣一個傳統恰恰在回歸前後丟失了。另外一方面，香港從來不是靜態的，冷戰前哨、反殖民運動、工運暴動、回歸焦慮等等，都一次次重塑著港人的精神世界，當然也包括文學思考。

香港文學的源頭應該從何說起？1945年還是1949年？

也斯：我最近在做1950年代香港文學的研究，看他們怎麼繼承傳統的東西和吸收西方的各種藝術手法。我首先來談一下改編的問題，就以我這次在經典3.0上談的《紅梅記》為例。香港有位非常著名的編劇家唐滌，他是廣東人，之後到上海學戲，1938年到香港，加入白駒榮的劇團，開始了他的編劇生涯。唐滌生一生當中編了很多的劇，《紅梅記》是其中一個。他的寫這個劇本的音樂部分時，接受了很多廣東音樂，也吸收了西方音樂，他用南音，也用客家箏曲，從京劇和昆曲方面也有得到靈感，還用了一些比較前衛的音響效果，比如薩克斯。除了音樂，他也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戲劇的特色，把西方電影的結構比如分場帶入粵劇。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香港在1950年代文藝的特色，電影、現代派文學、武俠小說、嶺南畫派、話劇、音樂、流行文化等各個方面繼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藝的一些不同流派，同時深受西方影響。此外，我們看到1950年代是金庸、梁羽生式武俠小說的興起，嶺南畫派從廣州發展到香港，一直發展到了抽像的水墨畫等等，1950年代以後的香港文藝好像有一個還魂再生的感覺。

香港的文學傳統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都是以專欄形式發表在報章上，他們都要寫專欄為生，並在這樣一個「欄」的限制下做探索。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消失的傳統，所以我這幾年就從理論上整理這個1950年代。我在1990年寫了小說《布拉格明信片》，那個時候我也做了很多文體、語言上的實驗，故意不要故事和人物。但我上一部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故意回到說故事的傳統。我回到說故事的傳統，也是一種探索和實驗，就是在塑造人物、說故事、寫人物、寫心理活動這個傳統之下，是否還有實驗的可能。

我更強調的所謂「改編」，改編還是尊重原著，但在此基礎上有創意和變化。所以我看文化身份也是這樣，不完全本來就有一個很固定的文化身份，也不等於說直接等同於從外面來的移植的東西。文學也是如此。我回到寫故事寫人物，也可能是回到1950年代的那個傳統。我對目前的寫作風氣有反思，但我覺得在這個階段我還是願意回到寫故事的傳統。我也是在改編香港文學傳統來對抗所謂後殖民、後現代。

1950年代的香港，其實也處於冷戰的最前沿，我們從歷史知道，共產黨和國民黨當時在香港都有很多動作，在這樣一個冷戰背景下，香港文學的處境又是如何？

也斯：講1950年代當然避免不了冷戰課題，我們其實可以從1945年開始談。戰後香港其實很有趣，當時最左的理論家在大陸待不下去都到了香港。所以香港當時有非常左的香港和報紙，這造成左的傳統在香港一直很強大。一般講冷戰的時候，我覺得有一種簡化的說法，就是左右對立、壁壘分明。也正因為左右對立，所以很多人想當然認為這樣氣氛下出來的文學作品都無甚可觀。但你也會發覺，這些左右作家在私底下其實有很多交往，他們在報上有筆戰，晚上一起打麻將。他們寫的很多東西要麼、要麼罵蔣介石，也有很壞的東西，但也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而且在那兩個很明顯政治文化圈外，其實還有很多寫香港老百姓、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其實，就算是左右也有很相像的地方，我寫過一個文章，裡面提到一部左派電影《珠江淚》，是左派的那種路子，電影的最後是城市不好回到鄉下去；右派也有這樣電影，他們調子是，我們回不到故鄉，故鄉有豺狼。其實這兩個電影主角是同一個人扮演的，都用一種地理空間來寄予一種政治理想，思考模式也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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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http://news.google.com/news/url? ... ewnews-itemid-34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