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一個作家的證詞

心雪

在那個時代,對一個拉丁美洲的年輕人來說,能從事寫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文學是不能夠當飯吃的一個工作。

好的文學,使得讀者不滿足。他不接受本來就是這樣的這個世界。他覺得,世界應該更好,這個世界應該改變。這種感覺是非常重要的。我稱之為“改變的發動機”。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閱讀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方式,能把句子變成形象

在今天的講座上,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魯南方的一個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歡自己誕生的這個城市,因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歲的時候離開這座城市,搬到玻利維亞去了,我10歲之前都在那兒度過。5歲時,我就開始閱讀了。開始閱讀是我人生的一個關鍵點,而且是非常棒的一個轉折點。我認為閱讀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夠了解單詞的意思,把這些句子變成形象,通過這些形像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彷彿在時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驚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偉大的發現。這些閱讀,使我的少年時代充滿各種各樣的傳奇。這些閱讀中的冒險故事,現在我可能不記得了,但或許是天生的對文學的愛好吧,我讀到這些少年時的故事時會做一些補充,比如有些結局我不喜歡,我就自己把結局給改了,母親告訴我,這就是我最初的寫作。對文學的愛好與天賦,很可能導致了我的早熟。我記得的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的閱讀,對我來說是一種熱情、一種激情,就像陽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非常強烈地豐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產生了一些想法,成為了一個作家。

在那個時代,對一個拉丁美洲的年輕人來說,能從事寫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文學是不能夠當飯吃的一個工作。你不能靠這個工作過活。我所知道的絕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節假時間或星期天的時候寫作。也就是說,他們是有自由職業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師、公務員、外交人員或者大學教師。他們只是業餘時間寫作。除了工作時間之外,他們為自己留下一些時間寫作。當時我也是這樣的,我想找一個比較自由的職業來做,比如律師、教書或者是做新聞。但我的天賦給我的愛好是文學。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輕時我做過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業餘時間、週末時間、放假時間,進行寫作。

詩歌只允許卓越,我發現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寫散文

很多人寫的都是詩歌,因為詩歌是最早的文學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樣,我也不例外,我開始寫的也是詩歌。但是我後來發現,一個偉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爾赫斯,他曾經講過,詩歌只允許卓越。後來我發現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開始寫散文。從那時起,我只讀詩歌,但不寫詩歌了。我覺得詩歌必須達到一種完美,這是在其他方面很難達到的一種完美。所以散文作家總是偷偷地在心裡非常羨慕詩人,因為我們意識到你寫再好的散文,也不能達到詩歌那種完美的境界,那種純潔、連貫。

上世紀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劇團在利馬進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戲劇《一個推銷員之死》,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啟發,我馬上動筆寫了一個小小的戲劇,叫《印加的逃逸》,然後搬上了舞台。但在當時的秘魯,戲劇表現是非常罕見的,所以我就改而寫我的故事,寫短篇小說。在那個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統一的、分割的,特別從文化角度來講,在秘魯,我們不知道智利、哥倫比亞等鄰國有什麼詩人或者小說家、戲劇家,不知道他們都有些什麼樣的創作。我們所讀的,都是從歐洲過來的東西。在那個年代,我們認為自己還是秘魯人,是哥倫比亞人,我們沒有成為一個集體。那個時候我的夢想,是能夠離開秘魯到歐洲去,特別是到巴黎去。我跟那個時代很多年輕人一樣,都夢想著能到巴黎去。巴黎給人的感覺是藝術,是文學的殿堂。很多年輕人特別是有文學天賦的、有藝術才能的人,都有那個天真的想法。成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為在那裡能夠變成藝術家,成為作家。

我在巴黎發現了拉丁美洲,寫了第一部小說《城市與狗》

大學讀完後,我有幸在西班牙讀了博士學位,然後到巴黎住了七年。這七年對我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從文化角度講,我欠了巴黎很多東西。但我在巴黎發現了拉丁美洲,這是非常重要的。從文化角度講,秘魯只是一個省,一個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區的省。我發現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過。在那個時代,那裡住過阿根廷的胡里奧·阿里特薩,還有卡彭鐵爾、聶魯達等。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拉丁美洲作家了。我發現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問題,還有語言、文化上的共同點,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也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說家進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術、敘述的方式等,都發生了變革。那是充滿熱情的年代,是一個重新認識自我的過程。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寫了第一部小說,叫《城市與狗》,講的是一個少年在軍官學校學習的親身經歷。很久以後我發現,從那時開始,我總是通過同一個方式在寫作。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說他們寫的是他們想像中的一個過程,而我的寫作,一直都是從記憶中的影像出發。你儘管會有一些經歷、會有一些記憶,但有些東西還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像與幻想,給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軍官學校待了兩年,有些經歷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隨著豐富的情感。秘魯是一個分割得很厲害的國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區、熱帶雨林地區,非常分割化。另外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說,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區是非常繁榮的,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魯沒有任何联系的。那個時候拉丁美洲也是這樣的。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生的,我對秘魯的印像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時候,我並不了解很多國家真正發生的事。

在萊昂士巴士官學校,當時有來自所有地區的人,各個階層的人都有,有比較優越階層的,讓很反叛的孩子去受軍訓,有些希望成為軍人,還有一些是農民,當時獎學金比較普遍,能使比較貧困的人進入這個軍事學院。這個學院就階層來講就像一個小秘魯。當然軍事紀律非常嚴格。有偏見也好,仇恨也好,各種各樣社會階層的東西都在那裡顯現,有些很暴力化。這個經歷回憶起來並不是美好的,並不開心,但給我的印像很深刻。在那裡,我了解了我出生國家的情況,暴力情況、分割情況、秘魯的社會。對我來說,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我原先讀的小說中的冒險情景,我曾夢想著哪天我寫一部小說,寫出我的那種經歷。所以《城市與狗》就是根據我在那裡的真實經歷而寫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間寫成的。我寫故事,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寫的。

對我來說,生活中的某些東西,某些影像,可能會在我的腦海裡沉澱下來,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夠激勵我進行文學創作,進行幻想、想像,當然還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寫了再改、改了再寫。這樣一個小說就成形了。

非福客納拜和我們的昌西歡福樓

我寫小說是很花工夫的。剛開始的時候我很不自信。特別是寫一個故事的時候,特別是開頭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確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夠自己克服困難,把這個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這種不自信。我非常羨慕一些作家,不光他們的天才、他們獨特的創作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時他們也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比如19世紀法國著名小說家福樓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書,福樓拜的作品我都讀了。我非常喜歡《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書信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這些書信是一天天發生的事情,福樓拜每天寫的信,信裡除了愛情之外,還談到了他如何構建小說。給人感覺他好像不是一個天才的作家,而是通過努力、通過堅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執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過這種努力,一部作品在開始時可能是非常貧乏的,毫無色彩的,但你逐漸將它完善,直到成為一部傑作、天才之作為止。

福樓拜的作品對我非常重要,對我的幫助很大。如果他沒有天賦的話,通過努力、通過恆心也可以產生才能,福樓拜的這一點,對我來說,是非常基本的一個概念。所以我覺得他是最偉大的文學大師。

還有一個美國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他對拉丁美洲的影響,還有法國文學的影響,這就是威廉·福克納,我簡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響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聰明的建構,都能讓人了解它是真實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綠房子》,從格式、形式來講,就是受了福克納的影響。我和人類學家一起去了秘魯的熱帶雨林,去亞馬遜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裡旅行了幾個星期。對我來說,那是新面孔,那裡還有一些沒有被馴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還處在石器時代,只有很少的現代化的特徵。但是非常漂亮,風景非常棒。回到歐洲的時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腦袋裡,特別豐富。

我的第二部小說《綠房子》之後,是《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還有《敘事者》,這三部小說都是和我的經歷相關。這跟《城市與狗》非常客觀的描述不一樣,《綠房子》是很主觀的,有不同的敘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風格,通過散文的風格,能在小說中看到一個一個厚度,看到熱帶雨林中迷宮式的風景,還有跟過去相關的一些傳奇。這個小說除了講述熱帶雨林的一些故事外,還講述了秘魯其他的海岸地區、北部沙漠地區可能發生的故事。它能讓人們了解多樣性、複雜性。因為秘魯這個國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樣的。

我寫《酒吧長談》的時候,非常感謝一位安全局的局長

我的第三部小說叫《酒吧長談》,是我寫作所有小說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魯獨裁時代時,我還是個孩子,到我們成年有8年時間,所以這8年時間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獨裁,是軍事獨裁。秘魯的真實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黨都被禁止了,這8年中政治史變成一個壞的歷史,沒有合法的政治。出現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讀的聖馬可大學是秘魯最主要的大學之一,那裡有一個傳統,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從的精神。我去那個學校讀書,也是這個原因。我當時是很叛逆的,特別是在最後三年。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這個大學中有抵抗運動,有些地下組織。共產主義讀書會是中左翼的一個組織,還有很小的抵抗運動,和共產黨相聯繫的,共產黨被當時的獨裁體制幾乎消滅了。我和那個團體在一年中保持著關係。很有意思。儘管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少,我們的人數也很少,但我們確實是以一種非常直接的方式、以個人的方式、以一種抵抗的方式。當時警察都是扮成學生來監視我們,所以行事都要當心,講政治的話必須非常當心。很多老師和學生被關到監獄裡,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我寫《酒吧長談》的時候,非常感謝一個人,我就認識他才幾分鐘,他是奧德利亞,一位安全局的局長。他原先是賣葡萄酒的,獨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頭。很多學生被捕,我們買了毯子送到監獄裡去,監獄長不允許,說要批准才能送去。我們五個學生組成代表團到政府和他們談,我們到內政部去,到內政部安全局長那裡去,那是非常老的一個大樓,有一些非常陰暗的走廊。我們這麼恨的一個人,坐在他的辦公室裡,看著我們。根本沒跟我們打招呼,像看昆蟲一樣的看著我們,我們都是站著的,他坐著。我們那個時候非常害怕。我們跟他講了我們來拜見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帶給被逮捕的學生。他看著我們,他把一個抽屜打開,拿出一些紙給我們看,是我們大學裡印刷的一份秘密報紙,他問,這是什麼?你到大學就是為了抨擊我?罵我?《酒吧長談》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構思的。一個乾瘦的人物,手裡拿著報紙,給我看。感覺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個人物,卻給人的感覺非常可怕———有這麼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寫一個小說,寫那個獨裁年代,就是通過那個人物來表現政權、權力的中心。我最費工夫的就是這部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我想顯示的是一個獨裁的政府,把整個社會都給污染了、毀了。哪怕和政治無關的東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愛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職業生涯因為都是和政治相關的,和腐敗的政治相關,你需要讓步也好,退讓也好,你不管是不是願意,為了生存,都必須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讓步。我開始寫這些小的故事,怎樣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區的人,聯繫起來,開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後來選擇了通過長談的方式,兩個人物談話的方式,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方式。談話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對話。所以就變成了敘述化的談話。把所有的人物、事實加進去。

這本書寫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選一本能夠留下來的書,就是《酒吧長談》。因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寫出來。

我喜歡的不是寫作,而是再次寫作:修改

前三部小說的方式都是一樣的,我經歷過的一些記憶,逐漸產生一個胚胎出來,然後經過很多費神的工夫。寫一部小說對我來說,並不是坐在書房那里花幾個小時的寫作。逐漸的,你把它包裹起來,哪怕幾個小時的寫作之外,你都把自己捲進去了。不是剛開始寫的時候,而是整個故事開始成形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情況。最大的努力,是剛開始的時候,特別是草稿出來。草稿出來,第一個版本已經有了,還是比較混亂的。但我確定,這個時候我的工作開始令人愉快了,非常開心。所以我喜歡。我喜歡的不是寫作,是再次寫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時坐在那裡寫作。不像剛開始我必須強迫自己坐在書桌旁那樣。一個人,不管你怎麼努力,總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識到,當一個人已經不能再寫什麼或者補充什麼的時候,進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時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讓它太過頻繁。我感覺到不能繼續下去了,如果繼續下去這個小說質量就要下降了。這個節點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說寫作兩年或三年,已經和你自己創造的世界完全聯繫起來了,你要和它分割開來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一本小說寫完的時候,你會懷念它,因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說結束,為了讓真空的感覺消失,我會馬上進行創作。在做最後的修改時,我已經在構思下一部作品了。

我有一種必須寫的感覺,就是《世界末日之戰》

為什麼你會把某些生活的經歷變為動力?以非常強的動力來寫作?其他的經歷,就沒有這樣的激勵,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呢?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談過,他們碰到這樣的情況也是很迷惑。這些動力,特別是從創作角度來說成為動力的一些經歷,有些可能是對你人生產生創傷的東西,被你無意識地藏在內心了。但我要強調的是,我寫一些東西,因為我經歷過這些事情,我並不是蓄意地去找一個經歷,然後把這個經歷變成我的故事。從來沒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發生過了,產生過了,不可抗拒的動力促使我去寫作。

這種感覺確實很奇怪。比如,我從來沒想過去寫那些不是發生在秘魯的事情。並不是說我有民族情結,我只能寫自己國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語寫秘魯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年輕時代給我留下的印象,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在我的故事中出現。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書,一本關於拉丁美洲的書,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該看看這本書,是巴西作家達·庫尼亞的紀實文學《腹​​地》,一部充滿激情的作品。寫的是在巴西東北部20世紀的卡奴杜斯內戰。當時的歷史背景非常令人驚喜。沒有什麼暴力,就變成共和製了。君主制已經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們有這種愛祖國情緒,相信新的製度會帶來公正,能夠為國家的發展帶來很大的推動力的這種改變。東北部地區一些農民揭竿而起,反對共和國,但是怎麼可能呢?這個共和國建立就是為了窮人謀福利的。

國家派了一個連去鎮壓,但是失敗了。巴西這時感覺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窮人為什麼會揭竿而起,反對共和國。知識分子發明了一個理論:並不是窮人開始反對共和國,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導他們到東北部叛亂。因為原先英國和巴西在君主時代很有關係。開始派一個軍團過去鎮壓叛亂,最後被打敗。共和國的英雄在那裡死掉了。這個軍隊到前線,寫了報告,能把真實的事件搞混亂,所有東西都是假的,講到藍眼睛的農民,他說是英國人假扮的。幻覺的東西和真實的東西聯繫在一起。叛亂最後以很多農民死亡而結束。

達·庫尼亞講到,我們做了什麼?他告訴大家發生了什麼事情,巴西變成了兩個世界,完全不同了,這是非常狂熱的,兩個世界不相容,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過屠殺來解決。這讓我非常驚奇,能了解什麼是拉丁美洲,什麼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間,我覺得要寫一部小說。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會去寫不了解的國家,沒有去過的國家,寫歷史事件。這個國家講的語言並不是我所寫的語言。但我有一種必須寫的感覺,我急著去寫另外一部小說,就是《世界末日之戰》。達·庫尼亞已經變成了主人公,他在書中是隨軍記者。

我也寫過拉丁美洲標誌性的一個元帥,1931年,他通過鐵腕統治國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個月,我聽了很多有關土米西列(音)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實的故事,它的殘酷、它的腐敗,給人感覺他好像一個小丑一樣的,完全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出鬧劇。我需要把這個講出來。有些東西完全就是戲劇性的。總統府裡做的事情,都是戲劇性的。這些事情,我感覺到必須寫一部小說,我把聽到的很多軼事,寫入了《公羊的節日》,一個有關獨裁者的故事。

一個作家可以通過更精確的語言為政治​​作出貢獻,或者給予更大的透明性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寫我不了解的兩個國家:剛果和愛爾蘭。也是閱讀的時候產生的靈感,有個人叫約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說家,寫冒險家的故事。我幾年前看了他的傳記,他到剛果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愛爾蘭人,在那裡已經住了8年,他大開了眼界。在比利時殖民時代,就像歐洲人一樣,軍隊進去,有商業,有現代化,有這些殖民地是很熱情的想法,認為殖民是好事。羅傑·凱斯曼他知道發生了什麼,特別是剛果的橡膠園裡,歐洲人完全無法無天。康拉德的小說我讀了很多次,認為是20世紀的傑作。他也曾經到亞馬遜、哥倫比亞、秘魯考察過,他控訴的,最重要的是對印第安人橡膠園所做的一些暴行。因為他20年的努力,在歐洲以至整個全世界都興起一個潮流,開始控訴,特別是殖民主義對橡膠園施暴行的控訴。我開始對他進行研究。我開始寫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個人物,並不光是一個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個人,他有很多東西不為人所知。還有很多神奇的故事,並不是在秘魯發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發生的。為此,我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

我總結一下我的這些經歷。寫作對我來說,總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記錄生活冒險經歷的一種很好的方式。你在創作中,你發現了一個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東西使你能讓他復活。你的文字讓他復活,讓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給人感覺就像是傳奇。經過這麼大的努力之後,你得到了回報,這就是寫作給你的感受。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福樓拜有一句話,是在他的書信裡講到的,寫作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並不是坐在書桌旁寫幾個小時,或者用電腦打出字來；而是根據你的寫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節奏。也並不是說讓你和全世界隔離起來,生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裡。可能有些偉大作家是這樣做的。但我並不喜歡這樣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書房裡。寫每天發生的、在我身邊發生的故事。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續連續,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聞,了解街上發生了什麼,新聞專業的經歷對我寫作是非常重要的。新聞專業使我能和社會、和人民生活在一起。這已經不光是在文學方面,而是你作為一個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對城市景觀有興趣,對國家發展有興趣,你就應該發出聲音。你覺得哪些選擇是正確的,你要維護它。你覺得應該批判的時候,就應該批判。你能夠貢獻什麼東西就貢獻什麼東西。作為一個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個人,你可以通過更精確的語言為政治​​做出貢獻,或者給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語言都是一些呆板的東西,老生常談,這會使事實混淆。這個時候,作家確實能做出一些貢獻。在政治演講方面,政治辯論​​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像,包括人的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像。因為你在面臨大的挑戰的時候,我們的時代讓我們在這個方面也可以做出貢獻。並不是說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沒有興趣。有些方式的辯論、討論,你應該參與進去。對所有公民都一樣,我們沒有例外,我們不能讓政客去操縱它。否則政治就變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應該參與進來,在整個政治、生活中。這個參與,肯定會產生更好的選擇方式。

文學並不是消遣文學有一種批判的精神

最後的一個問題,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寫的東西,有什麼用嗎?除了讓大家非常快樂的過幾個小時,看過我書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麼痕跡嗎?我認為是這樣的,有很深的痕跡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實的經驗,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稱之為“後遺症”,在歷史上會產生一些影響。這些後遺症和影響是什麼呢?好的文學作品不可避免地會為我們留下好的感覺,是說服自己的生命和整個世界。現實並不是我所想的那樣,並不是我想的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戰爭與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慘世界》,我們回到現實世界一看,與我們創造的世界比起來,我們真實世界多小啊!這確實是能留下一點痕蹟的。這種痕跡,是一種不滿足。

好的文學,使得讀者不滿足。他不接受本來就是這樣的這個世界。他覺得,世界應該更好,這個世界應該改變。這種感覺是非常重要的。我稱之為“改變的發動機”。如果人類對現在的世界完全滿意的話,我們就不會從山洞裡走出來了,就不會去發現新的東西了。正是因為這種不滿足,使得我們要求一個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現實社會。所以,文學並不是消遣。文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明的組成部分,特別是人類發展的組成部分。所以在我們的學習中,對於培養人才和培養公民來說,文學應該是非常基本的。更何況,文學有一種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時間去看詩歌、小說或者戲劇作品,當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強烈。這同樣也是文學做出了貢獻的。你的這種思想,會讓社會流動起來,由於這貢獻,會讓社會不斷進步。———此文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於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逸夫會堂所作的演講。

同聲傳譯俞瑜陳芷整理姚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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