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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勝利不在於現實的改變,而在於語言世界的勝利:為受難者形塑安然的意象,這是撫慰也是語言超越於現實的勝利。
文/ 鄧小樺
啼血噙字養孩子,出書勤如廖偉棠,好久沒在香港出詩集。在大陸出的,像《春盞》,傾向艷麗鮮明;在台灣出的,如《半簿鬼語》,走沉暗路線;這次出《櫻桃與金剛——詩選2013-2016》,收入不少涉及抗爭而不能在內地出版的詩。
2013-2016,是香港翻天覆地的時代。我們目睹了最澎湃昂揚,與其後自高峰下滑的失落,憤怒與憤怒遭壓制後的虛無。而同時,許多關心社運的朋友,也因為結婚生子,人生走入另一階段,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包括不能再隨時參與行動。詩集名《櫻桃與金剛》(下稱《櫻》),我讀來便分為兩端:櫻桃甜美,兒女的親愛生活,純真的素質;金剛,怒目視邪惡,手中有武器,意在掃蕩,不敗不滅。純真與力量,脆弱與堅定,亦結合為詩人一向關懷的反抗者之型態。
廖偉棠素好寫「鬼語」,以「鬼」來寫不容於世的反抗者,尤重以夜、火熖、暴雨風雲之意象烘托。寫給劉霞的〈致一位女囚〉,卻同時動靜互換:「脫衣引火」、「剃頭試刃」、「甲馬剐腳」等以古語引入反叛的力量,都是「我」;而「你」,則是劉霞光頭的型象,「束緇衣為月光」、「啞聲吟覺」,然而這靜卻又引發風雷雲動:「懷中剪為一朵雲落髮/嚓嚓嚓二十三年雷電」。受囚者如宗教受難,引發我們旁觀者的震動。然而世事畢竟不能一蹴而就,「我」出發時寄語,「你們」諸受囚者,便且與黎明中咆哮的大海,邊下棋邊等我。何能閒雅至此?詩的勝利不在於現實的改變,而在於語言世界的勝利:為受難者形塑安然的意象,這是撫慰也是語言超越於現實的勝利。〈駘蕩令——致賈葭〉同樣以自由寫失蹤被拘;〈從前線回來的詩——致台灣太陽花學運同學〉則以卑微寫抗爭;寫死者則特重萬千變化、超越時間,如〈百鬼夜行抄——六四二十四年祭〉、〈觀察雪山的一百四十七種方式——為西藏自焚者而作〉等。詩人以辯證張力營造詩篇,形象與角度罕見於新聞,卻因而開出新的維度,讓詩作穿越時間。
廖偉棠滿腔熱血,強弱懸殊而犧牲者尤其能夠激發他。近年城中有大量青少年跳樓自殺的事件,一般均處以哀傷、正能量的方式,但廖偉棠的切入點是讓這些少年死者極大化地充權:「我不相信你沒有/炸毀此城的決心/把心跳放大成雷聲。」「我不相信你不是超人。」「我不相信這一下重擊不能把行星的軌跡砸彎一點點。」可以說,廖偉棠寫作時以全心進入對象,同時引起主體變化,這過程如同降靈,讓受冤受苦、為理想反抗而犧牲的死靈魂進入自己的身體。〈物傷其類〉(悼被城管刺死的小販夏俊峰)就其中一個跳躍距離比較遠的認同例子。而這樣詩人也同時是把自己的力量與血氣,灌注給角色、對話者;包括不少古典及新詩的前文本,也因此而渡一口氣有了重生。舒巷城〈鯉魚門的霧〉、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等,本書都有同題致意詩作,都是反抗、流放及關於公義的質問,之再賦新聲。
書中另有一半是日常隨感型作品,詩人體會自己作為香港人之存在狀態,乃成大嶼山等地方圖卷。給兒女之詩亦甚顯眼,唯家庭生活實在不是我了解的事物,難以置喙。概括而言,以往廖偉棠往往以強烈的個人風格及大量中西典故,把他人裝置成想像圖景中的一員;在《櫻》中,而他人的生命更為鮮活、具體進入詩人的語言世界,似乎是難以抹平的、真實的存在撞擊。我想,這可能以孩子的生命為起始。
因為有了後代,鬼也就成為人,要進入一般人的生活。櫻桃與金剛乃是兩不相干的意象;或者以後會有辯證結合,變化為一新物?我想,如何領受日常的磨蝕,面對他人真實的生命,這些問題,也正放在所有意欲反抗的人面前。
文章由原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12月18日),現為載於《評台》加長版本。
原文網址:http://www.pentoy.hk/鄧小樺:當鬼有了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