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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界Gossip] GORAN SOMMARDAL 夏谷: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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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雪 超級版主 2013-1-2 02:47:22 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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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莫言的圍攻不值一哂

撰文:GORAN SOMMARDAL 夏谷
Kulturjournalist vid Sveriges Radio och doktor i sinologi
瑞典國家廣播電台文化記者、漢學博士

翻譯:萬之

概要:

漢學家夏谷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辯護,駁斥《每日新聞》小教皇們

正文:

在其發表於《每日新聞》的星期日評論中,比雍·威曼寫道,赫塔·繆勒對於莫言之人格卑下的“大發雷霆”在中國沒有引起相應注意。這可能是因為繆勒提出的這類批評從五月開始就在中國博客世界四處迴旋已無新意,那時手抄本的毛的延安講話新版出版(甚至在黨的喉舌《環球時報》上正式報導)。或許這也是因為聖人赫塔還沒來得及在地球上所有的非歐洲非美國殖民地的遙遠蠻荒之地真正封聖。威曼的話也讓我們想到他如何操控擺佈他自己的小小的梵蒂岡國家。

莫言獲獎當日在《每日新聞》上發表看法的十二位評論家中,威曼只選擇了其中一位對莫言持批評態度的人來證實他自己在第二天的專欄評論中再發表的胡言亂語。四位完全贊同的評論家都被選掉,其中包括卓越的文學批評家瑪德萊娜·古斯塔夫森。也沒有選陳邁平,他和劉曉波曾經都是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成員,而他對莫言的小說藝術熱情稱讚。也沒有選約然·雷雍乎夫德,一般人都認為他顯然是可靠的。

約翰·拉格奎斯特和於勒利卡·克·恩斯特羅姆是對中國社會比較了解而有經驗的觀察者,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當然人選,可以評價莫言的文學品質,或者是莫言在中國文學機構中的地位。但是這兩位因為和威曼看法相同而入選。

威曼採訪赫塔·繆勒,而不是去採訪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提名莫言為此獎候選人的大江健三郎,這當然是因為繆勒和威曼的看法相同。不算聲名顯赫的繆勒在媒體傳播的效應,而閱讀莫言文學作品更多更通曉的自然是大江健三郎。

茨維坦·圖多羅夫曾把這類的推論策略稱為一個“最終闡釋者(l'interpretation finaliste)”的策略,其最接近的例子就是教堂神父的聖經訓詁學。簡單來說這就是倒退的三段推論法:先有結論,然後在尋找論據。首先是威曼,然後是那些應和他看法的人。千人一面。

就和顯然佔大多數的空頭知識分子一樣,比雍·威曼以提出反問來裝模做樣,而其實並無任何實質性的價值,缺少在這痛苦現實中做合理分析的可能性。

“為適應一個極權制度,一個作家的生活和作品會如何受到影響?極權制度又如何受到作家的影響?”

我們能用哪一種測量器或者什麼樣的測謊器,才能計算出一種政治差別的程度,可以用於來判斷一個沒有坐牢或者去發動一場真正的游擊隊運動的作家不是政府的走狗?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涉及到在專制制度下寫作活動的所有作家,而不論其作品內容和讀者效應如何,例如羅馬尼亞的斯坦尼斯庫和迪奈斯庫。以及赫塔·繆勒本人。那麼,我們有怎麼評論塔德於斯·孔維斯基的很刺激人的諷刺小說如《小啟示錄》和《波蘭情結》呢?還有安德烈瑟亞烏斯基的社會批評寓言《天堂之門》及《而且黑暗遮蔽地球》或者他的突破性的長篇小說《煙灰與鑽石》(曾經由瓦伊達改編為電影)?或者是姆羅切克及塔德於斯·坎圖爾的荒誕派戲劇等等?或者是羅森維奇及辛波斯卡的詩歌——辛波斯卡不是寫過讚美黨和斯大林的詩歌嗎?它和由黨棍普特拉門特和切科製作的詩歌有多大區別嗎?可以因此貼上別的標籤而不是“黨的安全閥”?

而前蘇聯的維索斯基、塔克夫斯基和烏庫茲亞瓦等這些知識分子從事的只是“精神按摩”?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讓這個政權足夠地不舒服,所以沒被投入監獄?

我們自然可以要求一個作家在道德上做得適當而體面,或者也可以完全不顧這方面而只欣賞他的文學作品。就我所知,也聽很多人說過,莫言是一個很適當而體面、溫文爾雅的作家,他那些越軌行為並沒有傷害他人。他那部有突破性而且發表那年就隨之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的長篇小說《紅高粱》,毫無疑問地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學的一次重大轉變。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曾經描寫《紅高粱》對中國文學帶來的效應是“天翻地覆”。 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中國政府對此譴責而且當作不讓人民知道的秘密,而莫言和文學批評家劉再复等屬於為數不多的祝賀高行健的大陸作家。

如果就像廖亦武所要求的那樣(見12月6日《每日新聞》),所有的中國作家都應該——在此時此地——為他牽連到中共的那些歷史罪惡作證,那麼除了他自己、劉曉波以及一批本已太多但也很快縮減的良心犯之外,還有哪位當今的中國作家是在這種不需感到羞恥的人之列呢?這樣一種道德的絕對主義只會導致一種寂靜主義的宗教裁判。

使用當局的感謝來作為衡量莫言文學創作之含金量的一個尺度,也是在這類喜歡盤根究底的傳統>審判官似的傳統中常常使用的方法。進一步地,有些人還帶著不加掩飾的蔑視,說莫言的語言是鄉巴佬的而不是那些文化貴族的語言,這其實揭示的是中國文化政治的另外的方面。

廖亦武對其政府違法人權的批評眾所周知,但這並不使得他試圖讓莫言為此而當眾受辱甚至上斷頭台有更好的理由和基礎,而我們能在星期四的《每日新聞》上讀到廖亦武公開信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的看法和威曼一樣。

莫言當然是中國作家協會好幾位副主席之一。這是一個很高的位置,有一定的權力和影響力。但是實質性的問題是莫言用這種影響力做什麼,或者曾經做了什麼。

一個老無政府主義者及左派作家巴金曾經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最批判,當他在1983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時,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作家協會脫離了政治控制。但是巴金當選——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未經黨的內定而當選的主席,這是鄧小平親自決定要進行的選舉——意味著一種信號,說明作家的獨立性和表達自由有所增加。

巨大的中國作家協會也充滿思想不同的人,重大的異議分子和之前認為思想自由化的人士,比如王若望、劉賓雁、白樺、張賢亮等等。而巴金一直當主席直至他於2005年去世(享年100歲),而且利用他的地位,他的值得尊敬的年齡和他道德的人格力量來為言論自由而鬥爭,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力,至少在1989年的屠殺之後是如此。
除了“宏大的”謠言之外,也沒有任何事情好像能說明莫言要利用他的地位來限製作家們的自由,相反在某一需要出版自由的情況中他起了作用。

威曼引用了林培瑞在《紐約時報》書評副刊上的批評,而林只能算是一位不太精細的意識形態批評家。借助林和廖亦武的幫助,威曼搭建了一個懺悔室,意圖是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場合能夠交代承認他的政治罪過,而在這個懺悔室裡,我們這些神父神母能夠坐在我們事先可知的民主屁股上,可以說服我們自己給他一個殖民者的赦免。對於一個經歷過文化革命的“批鬥會”和“牛鬼蛇神”的人來說,這種對待他的方式不僅是令人反感的和令人好笑的,也首先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荒誕不經的使用,就如宗教裁判。

要是威曼或者其他人真的對政治和文學感興趣,那麼就莫言這種情況而言,他們應該去讀讀孫安娜、曹亞學、阮懇尼或劉再复。而現在的情況是,在威曼彷彿與隱喻格鬥的喋喋不休中毫無任何有意思的東西,只有其中的空洞可能引起某些興趣。

譯者註:
有關本文提到的人名,比雍·威曼(Bjorn Wiman)為瑞典自由派報紙《每日新聞》文化版主筆;約然·雷雍乎夫德(Goran Lejonhuvud)曾長期擔任《每日新聞》報駐華記者,現已退休;約翰·拉格奎斯特(Johan Lagerkvist)是瑞典漢學家,其博士論文專門研究中國互聯網;於勒利卡·克·恩斯特羅姆(Ulrika K Engstrom )曾是《瑞典日報》駐華記者;茨維坦·圖多羅夫(Tsvetan Todorov)是原籍匈牙利現定居巴黎的哲學家;斯坦尼斯庫(Stanescu)及迪奈斯庫(Dinescu )都是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的羅馬尼亞作協作家;穆勒(Herta Muller)是現定居德國的前羅馬尼亞德裔女作家,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塔德於斯·孔維斯基(Tadeusz Konwicki)及安德烈瑟亞烏斯基(Andrzejewski)都是波蘭作家,而瓦伊達(Wajda)為電影導演;姆羅切克(Mrozek)和塔德於斯·坎圖爾(Tadeusz Kantor)為波蘭戲劇家;羅森維奇(Rozewicz)及辛波斯卡(Szymborska)都是波蘭詩人,後者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普特拉門特(Putrament)和切科(Czesko)是前波蘭共產黨政府的文化官員;維索斯基(Vysotskij)、塔克夫斯基(Tarkovskij)和烏庫茲亞瓦(Okudzjava)等均為前蘇聯作家協會會員。



原文自:https://www.facebook.com/wenfen/posts/453135963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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